傅雷家书: 傅雷家教薪火相传

发布时间:2019-10-02  栏目:千赢古典文学  评论:0 Comments

  《傅雷别传》在本报连载后,在读者中产生一定反响。这是继《傅雷家书》出版19年后让读者再次复活了记忆中的傅雷———“一个天才的傅雷;一个幼稚的傅雷;一个倔强的傅雷;一个追求完美的傅雷;一个永不停止思索而终生不得安宁的傅雷”。傅敏,傅雷次子认为上述“五个一”较全面说明了父亲———“他是这么个人”。在《傅雷别传》连载第18期这天,记者就教育、气节等采访了傅敏。今年63岁的傅敏退休前是北京第七中学英语特级教师。

读《傅雷家书》有感

本文转自:启蒙小刊

  -家教

与《傅雷家书》的缘,起自学校的抄书作业,语文老师发了一长串的学生必读书目,要求选择一本每天抄写500字作为暑假作业,《傅雷家书》就在里面。

一部《约翰·克里斯朵夫》让喜欢文学的人认识了傅雷;一张张动人心弦的钢琴唱片让喜欢音乐的人认识了傅聪;而看过《傅雷家书》的人,也不应忘了幕后的辛勤编写者傅敏。

  人们在傅聪前加的前缀往往是钢琴家。傅敏说傅聪之所以成了世界一流钢琴家,是他按照父亲设计的顺序走到这一步的:“先做人,后做艺术家,再做音乐家,最后是钢琴家。如果把钢琴家作为第一步,傅聪恐怕成不了世界一流钢琴家。”傅雷家教在再版、增补版5次,发行130多万的《傅雷家书》里,倾注了父亲对儿子成长的心血。现已成为家长教科书。

寻一寻《傅雷家书》的简介——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1954-1966年孩子傅聪、傅敏的家信摘编,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素质教育范本,充满着父爱的教子名篇。他们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地教育他们先做人,后成“家”,是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因此傅雷夫妇也成为了中国的典范父母……

千赢网页手机版登入 ,傅聪:

  1954年,傅雷致信傅聪:“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哪个人教育一个年轻的艺术学生,除了艺术以外,再加上这么多的道德呢?我完全信任你,我多少年播的种子,必有一日在你身上开花结果———我指的是一个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小时侯的我,看着这段简介,从家门口的书店买回一本简装的《傅雷家书》,开始在夏天的蝉鸣里,一字一字的摘抄傅雷寄给远在海外孩子的爱。

父亲称我“小约翰·克里斯朵夫”

  为让傅聪学钢琴,傅雷“把他从小学撤回”。语文自己教,其他课程另请家教。傅雷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史记、汉书……上选教材,亲自小楷誊抄。要傅聪背诵“富贵于我如浮云”、“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宁可天下人负我,毋我负天下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前出师表》、《后出师表》……

说实话,这本以“爱”为旗帜的书,摘抄时发现爱的言语多细琐烦碎,融在整篇文章里,若想摘抄表现
“爱”的一句,突兀单薄,无法显示关心,也让人不知所谓,想摘抄“爱”的一段,多是傅雷先生的担忧与细碎的叮嘱,小时的我对这种与身边父母一样的感情流露,幼稚而又无知,难以体会为一大遗憾。我选择摘抄成段而有趣的部分多是傅雷先生对中华诗文的鉴赏、音乐绘画评价、做人的准则……经常是坐在那里抄着抄着,心中感慨“这段不错”“原来这样”、“的确如此”……傅雷先生的信为我打开审美情趣上一扇新的大门,这本书无愧于“傅雷先生思想的折光”这一评价。

1934年出生在上海的旅英钢琴家傅聪是在海外成名最早的中国音乐家之一,1954年初他远赴波兰学习,次年获肖邦钢琴大赛铜奖、最佳玛祖卡演奏奖。尽管少年得志,但父母受政治迫害使他心痛至极,多年不肯返回故土,思乡之情只能深藏心底。

  1962年3月14日傅雷致信傅敏:“你该记得,我们对你数十年的教育即使缺点很多,但在劳动家务,守纪律,有秩序等等方面从未对你放松过,而我和你妈妈给你的榜样总还是勤劳认真的……但愿我们大家都来不断提高自己,不仅是学识,尤其是修养和品德!”

这是第一次遇见傅雷先生,《傅雷家书》令我一直衷心欣喜于发现这样一本优秀的书,通过这本书遇见傅雷先生这样优秀又有情趣的人,自此以来我被傅雷先生的学识深深折服,时时将其常挂念心上。

他多次应邀回国演出,并从2003年起每年举办钢琴大师班,向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传授他积累40余年的经验。2006年为纪念莫扎特诞辰250周年,他还倾力组织了“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比赛”。

  修养和品德教育,傅雷对兄弟俩常抓不懈。傅敏幼时顽皮混沌,1948年到昆明后没考上小学,傅雷亲自教授。教材选择上,重在品格操守。傅雷工整抄写史书。给傅敏讲“‘抬着棺材见皇帝’的死谏志士”。现今傅敏仍然记得父亲讲授文天祥、岳飞、魏徵时壮怀激烈的神态。“他对这些为国捐躯的大丈夫一咏三叹”。下课,傅雷让傅敏写感想,“为什么他们流芳百世?”“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傅雷用的是启发式教育。他从不正面给答案,启智为要。如果傅敏的作业傅雷不满意,重来,直到达到他的标准。语文如此,数学亦是。四则运算,傅雷边学边教,注重举一反三。傅敏总结:“这对训练小孩子的脑子很好。”让傅雷欣慰的是,傅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傅敏考上中学后,自学能力强。大学寒暑假返沪,他分析肖伯纳剧本《卖花女》,傅雷认为“还可以”。待傅敏成为教师后,沿袭了父亲的启发式教育。他教书原则:“训练小孩的思考能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傅敏初中时,学习小提琴。毕业时提出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立志拉琴为业。傅雷摇头,理由有二———

第二次遇见傅雷先生,是我到了高中,读到一篇阅读文章《被身居暗处的傅敏点亮》。初看“傅敏”二字还觉得,这名字与傅雷先生差不多,真是巧了,等看清傅敏是傅雷先生二子,心里就咯噔一下,未等看完,课堂上的我便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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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精神够不上;

细细读过傅雷先生及其夫人给傅聪先生的百篇书信,没有人不明白这份舐犊之心的深沉,傅雷先生心心念念这个在外求学的大儿,对这个儿子从小就寄予厚望,送他到技艺高超的友人身边学习音乐,尽全家所能送他去国外深造,享受能够到的最好教育,眼看就要成才,担心之余莫不欢欣鼓舞,如果没有后来的人祸,将会是多么好的结局,除开《傅雷家书》里偶然出现的傅敏,傅敏先生在哥哥的衬托下,好像这个家的圈外人。

傅聪一心执着于音乐和教育,并以此作为为人处世的最佳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父亲非常爱才,这一点我和他一样。我最看重学生的才气和勤奋好学,没有比教学生更让我兴奋的事情了。假如父亲有缺点的话,就是好为人师,我有过之而无不及。父亲教导我不能贪得无厌,但是对音乐、对教育却是多贪益善。”

  第二,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你呀,是块教书的料。

很多人说傅雷先生也给傅敏先生写过好多信,只可惜在文革期间付之一炬。傅敏先生知天乐命,乐呵呵的说“不过父亲和哥哥的信比较精彩,因为他们更有话说”。我比较偏执,我悲伤于傅敏先生与傅聪先生不同的境遇。我敬仰的傅雷先生是爱他们的,但我不甘他爱的偏颇。

傅聪的执拗和自傲也十分出名。他的解释是:“我不是为自傲而自傲,因为我并非如此,我只是坚持原则。当然这与我受的教育有关,与我一生的做人原则有关。我身上受父母亲性格的影响各占一半。母亲脾气很温柔,比父亲好很多。这一部分使我变成比父亲有更多矛盾的人:原则性很强,心很软,成了一个哈姆雷特。”

  一语成谶。傅敏果然按照父亲的设计教书35年,至于父亲怎么看出他是教书的料,傅敏遗憾:“没来得及问。”他承认父亲看人能看到骨子里,赏文鉴画一针见血。傅雷离世前几年,反思对儿子的教育,他对傅聪、傅敏内疚:“你们没有欢乐的童年。我对你们太严了。”而成人成才后的傅聪、傅敏感谢父亲的严:“父亲是我们兄弟俩最好的老师。”

傅敏先生也想学音乐,傅雷先生却说:“阿敏,你不是学音乐的料子。学音乐都是从小开始的,而你现在已经上初中了,就算开始学,也只能称为二流、三流的音乐家。当音乐家,要么做一流的,做二、三流的音乐家是很痛苦的,这是其一;第二,我就那么多的钱,我只能培养你哥哥一个,不能再把你培养称为音乐家了。照我看,你是教书的料。”世人都说“这话真的说中了”怎没看见傅雷先生独断专横,断了小傅敏的音乐梦?傅敏先生长了一双音乐家的手,被父亲强硬去做翻译家的梦,最终被现实送去当教书的料。傅雷先生以音乐为雅事,引得两个儿子都想投奔音乐的怀抱,音乐明明对他们都敞开了怀抱,不是天赋选择,而是父亲强硬的选择,谁能接受拥抱。

傅雷在傅聪年幼时就发现他对艺术的敏感,于是希望他从事自己没有尝试过的音乐演奏事业,但要求他“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次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

  -气节

我觉得以傅敏先生认真的个性,做什么都会很杰出,他并不是什么教书的料,他只是被父母教的好罢了。教会认真,教会责任,教的心软,在教师的职位上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

“其实父亲并没有要我非学钢琴,可他基本上是个人文主义者,要我做一个广义的人——在文化上,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音乐是人文主义中最精华的一部分。我小时候没学过几年钢琴,也没用心去学。17岁从昆明回上海后,我在音乐上才开始有长进,那时候已经不需要父亲怎么鼓励了。我从小就喜欢音乐,还喜欢美术、文学。画画我没有天赋,但很有感觉。”傅聪回忆说。

  “父亲既然欣赏‘抬着棺材见皇帝’的死谏品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做人气节上,他思齐。”傅敏说。1957年,傅雷受到批判,有人暗示他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可以过关。他不干,后挑明,说成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傅雷坚辞。自然地,1958年他被人戴上右派帽子。这天他夜半归家,夫人朱梅馥担心出事。傅敏成人后听母亲讲,“就因为他考虑你还小……否则他就走了。”1961年傅雷摘帽。傅敏亲见父亲得知这一事实后,面无表情,继续伏案。现已阅事沧桑的傅敏理解父亲当时的处事逻辑:“戴帽子的是他们,摘帽子的也是他们,跟自己无关。如果父亲为摘帽而感恩戴德,则说明父亲承认自己是右派。因为父亲不承认强加给自己头上的莫须有,所以对帽子来去漠然视之。”

爱之深,责之切,现在回首看《傅雷家书》中傅雷先生悔恨对傅聪先生管教太严,言语中透露思念他辗转反侧,和大儿子说话的小心翼翼、慰问深切,我就心有不甘。特别当我知道傅聪先生在知晓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出走英国,内心更是痛惜傅敏先生。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傅雷先生有个大钢琴家的儿子叫傅聪,又有几人知道那个陪伴父母承受所有苦痛的傅敏呢?

身为长子的傅聪从小受到的期望更多,许多人都认为他受父亲的偏爱。傅聪听到后笑道:“哎呀,这叫我怎么说呢?傅敏没有我幸运吧。我比他早熟,出去得早,所以成人比较早。我很年轻时父亲就把我当朋友,他在家信里说他一直自认为是约翰·克里斯朵夫,但渐渐发现我比他更像。”

  傅雷被错划右派后,不能出书。傅雷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关部门指示:傅雷可以继续译书,但新出的书必须改名,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拒绝:“要出,仍署‘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感慨“我十分敬佩傅雷的品格!”傅敏说父亲让人敬佩的品格之一:“一生没说过假话,没说过别人坏话,更没整过人,中国文坛上恐怕除了梁漱溟、傅雷之外少见如此操守者。”

为人子女,最痛的苦莫过于父母爱的不均,明明父母不是无心无情,却总有份爱,看得见摸得着,却如镜花水月,只能唏嘘不已。

脾气同样执拗的父子俩一旦顶起牛来,自然是非常可怕。“《傅雷家书》里的第一封,就写到1953年我和父亲最激烈的一次争执,起因居然是探讨贝多芬的哪一首奏鸣曲更重要。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这种冲突还是那么有意思。”

  傅雷对待名利,从家书中可见其品格。1956年7月29日傅雷致信傅聪“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追求,惊叹;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都没有相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精神上‘富贵’之列”。

我与兄弟姐妹有什么不同?

傅聪接着说:“我出国以后,父子之间就不再有任何争执,父亲每次来信都是关怀备至的慰问和诚恳叮嘱。1956、1957年我分别回来过一次,当时父亲对我已经没有一点长、小辈之分。他在家信里写道:父亲和儿子成为朋友是我最大的幸福。”

  “文革”来了,1966年9月3日傍晚,傅敏接舅舅电报,没看电文,便知父母已去:“按父亲的性格,别碰他,一碰就走,他太刚烈了。他是典型的宁折不弯。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早走早解脱。”红卫兵碰了他———在一只亲戚寄存的箱子里被红卫兵查出所谓的政治问题。傅雷只承认寄存事实,不奉告寄存之人。由此引火烧身。即便如此,傅雷视死如归:“没啥了不起,大不了两条性命。”他在遗书上写道:“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受。”遗书与家书一脉相承。1963年6月2日,傅雷致信傅聪:“历史上受莫名其妙指摘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伏尔德、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老话说得对: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在弃世前几个小时,傅雷向亲属交待了13件事:如代付9月房租;亲属寄存之物,因抄家不见,以存款抵之;600元存单一纸给保姆周菊娣,做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君子名节,傅雷死守到终。

或许傅雷先生的偏心本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点点的不同便是两番人生。

成名后傅聪突然发现,自己的前途充满迷茫和变数,这流露在1957年他写给弟弟和父母的家信中。“这时,父亲的信点醒了我。”傅聪说。在一封信中,父亲专门讲到自己如何理解孤独,“他能把我心里的感受用最美的文字和最简朴的方式表达出来,文字优美而且出自赤子之心,这种爱让我至今想起来还是感动不已。”

  傅雷爱摄影,喜拍风景照,风景照中尤喜拍松柏。

读《傅雷家书》有感,感谢傅雷先生高雅的审美情趣引导,其是智慧人也,也是凡俗人也。感慨莎士比亚的话“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傅家一度条件优越,但当“文革”结束后,傅聪已经无家可回。

  -品格

但有两件事让他觉得父亲“整个人还在那儿”:“他的遗书给我印象最深,它让我和许多读者一样由衷地佩服他的人格。在遗书中,父亲没有使用半个慷慨激昂的字眼,这非常不容易。他为人厚道,至死仍然如此谦卑。”

  傅雷虽去,傅雷奉行的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德行在傅聪、傅敏身上薪火相传。傅聪体现的是艺,傅敏继承的是德。傅雷生前致信傅聪:“你对艺术的感受怎么和我想的一样,我俩心心相印……”傅敏总结父兄,“一个在文学翻译上一句一句磨,一个在音乐艺术上一句一句抠。都是追求完美的人。”

“反右”运动结束时还有一段插曲:“有一天,领导来找我,说要为父亲‘摘帽’,问我为何父亲不出现。我于是问父亲,他说:‘当初戴也是你们,现在摘也是你们,和我毫无关系。既然戴了,就戴着吧。’”

  1979年至今,傅聪回国传艺十几次,讲学、演奏。

傅敏:

  傅雷曾对傅敏说:“人是生活在太阳底下的。人接受了太阳的光和热,就应当把它传给别人。”传道、授业、解惑,教师傅敏烛照学生,同时亦把家教的光和热奉献。

父亲的来信我烧得只剩三封

  1980年8月,傅敏在英国与兄团聚一年多后回国。首先,他向七中校长提出一要求:“不当任何‘长’,集中精力钻研教学。”之后,傅敏继续沿袭父亲启发式教学法。“文革”前,傅雷问傅敏:“你是怎么教的?”傅敏说了,傅雷点头。傅敏得到父亲认可,遂认准此路。

相比傅聪的偶像光环,弟弟傅敏显得默默无闻,但着名的《傅雷家书》正是由他在幕后呕心沥血再三修订而成。小时候,兄弟俩一起学习、调皮、挨父亲打、被母亲疼爱……

  傅敏授课特点:不讲中文,不留作业。“用中文教英文,学生永远进不了门”。傅敏直言不讳“搞题海战术的老师是自己没本事”。傅敏教过的学生听说能力强,高考不丢分。因他在英语教学上“有本事”,故被评为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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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虽然不当任何“长”,由于他敢说真话,群众选他为西城区人大代表,连任五届,直到退休。他曾给教育部长蒋南翔提建议;在人代会上忧虑教育领域中的某些现象,比如:学生为谁而学习?相当多学生选择专业是为自己将来活得惬意,而对国家需要的基础行业不考虑,对国家前途命运不闻不问,甚至一些初中生学外语的目的就为出国、进外企;上级检查卫生,学校组织学生突击大扫除,这在年轻心灵里栽下的是弄虚作假的种子;重理轻文的结果是对文史、音乐、美术不重视。素质教育,主要靠人文教育的滋养。“文革”中集体疯魔的事实,是人文教育、法制教育长期贫血所致。音乐美术陶冶精神文明,多听莫扎特,人会变得文明。历史课熏陶学生爱国惜民。有些高中生写的作文,通篇不见自己思想。很多学生不爱看书,说是没时间。不爱看书的人怎能完善自己,产生自己的思想?特长生应与三好生同等地位,特长生也许是未来某一领域的大师,我们不能做埋没他们的罪人。傅聪当年考云南大学,数学可是0分……

傅雷和傅敏在上海寓所合影

  傅敏曾担任中学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评审中,对不按原则办,降格以求的事,他拍案而起:“降低教师资格,等于降低学生标准,是误人子弟。”傅敏没因别人无原则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他两次写辞职报告。他秉承了父亲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他爱给领导提意见,从以下进谏信中可见傅雷骨血———

傅敏继承了傅雷一半的事业——做一名英语老师,一辈子从事中学英语教育,如今傅敏已退休在家。虽然长期生活在北京,但一踏上上海的土地,他出口便是家乡话,正所谓乡音未改鬓毛衰。

  刘校长:

1948年起傅聪在昆明读中学,傅敏已经随父母回到上海,住在江苏路。“父亲这一生从不求人,但很愿意帮助别人。对自己的子女,他就没有这么慷慨了。我这辈子只靠过一次父亲的关系:我考进了光华附中,成绩不太好,进不了优等生班,母亲出面找校长求情,条件是我必须好好学习。从此我不再游手好闲,开始认真读书,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您批评戴、冯两位同志表现不好。难道说话直率、敢于揭露矛盾,就是表现不好吗?我这个人就是爱提意见,心里有话就得说。有人劝我:“管他呢,你管得着吗,回头给你穿小鞋。”说实话,我要怕给我穿小鞋,我就什么也不说了,我该俯首时俯首,该帖耳时帖耳,不该时就用牛角尖顶你!我为什么不怕?因为我没有什么奢望,我只想为了学生教好书。我做的一切只要对得起学生,能把学生培养成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这一辈子也就没白过。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就敢于去见我的父母。

傅聪出国时,全家人都送到火车站月台,傅敏哭得最伤心。“因为哥儿俩感情很好,我少了一个玩伴,能不伤心吗?”傅敏说。

  1984年8月25日凌晨二点

“傅聪大我三岁,从小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就不同。他对傅聪花了大部分精力,要他学这学那;而我更多的是受学校教育。中学毕业后,父亲对我说: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样,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教师吧。我学小提琴老是不长进。”傅敏并没有受冷落的感觉,但直到今天仍想不通父亲看人为何如此准确。

  刘校长:

傅敏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也要与父母离别。“父母在,不远游。但父亲好像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想让自己的孩子经受更多锻炼。那一时期他每次来信,都会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鼓励我克服困难。”

  ……上星期六(22日),学校暖气不好。您作为校长当然生气。但是您不了解情况,把气全出在周同志身上,这是不公平的。咱们都是从历次斗争中过来的人,处理人的问题,尤其是处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干部的问题,要慎重,慎重,慎重啊!我写到这里,掉眼泪了,我希望您能理解这种热泪。

1962年,傅敏被分配进一所中学教英语。“学校条件很差,《傅雷家书》中父亲在写给傅聪的信里也有提到。被分配到这所中学一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没人敢要我;二是校长是父亲的老朋友,虽然父亲没有托他,但他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档案调了进来,然后把四个俄语班全部改成英语班,教材由我自己编。当时我和父亲的通信都在讨论教育孩子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讨论得最多。”

  1984年12月25日夜

见父母最后一面是在1965年傅敏探亲时。1966年,傅敏隐约预感到可能要出什么事,一天晚上,他含泪将与父亲、哥哥的所有书信都扔进火炉。“这就是为什么《傅雷家书》中只有我和父亲的三封书信,这都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藏起来的。‘文革’开始的第一天,红卫兵就来我家搜查,一封信也查不出。”

父亲说话不长心眼,得罪人也不知道,钱钟书、老舍、茅盾都被他批评过。不过他对人都很好,从不对朋友说假话,但最后竟被两个好朋友告发,而且是颠倒黑白地诬蔑,让他非常痛心。昨天晚上还在家里一起吃饭,第二天就去检举,实在是太要不得了。”说到这里,傅敏深恶痛绝。

1966年9月4日,傅敏接到舅舅的电报,方得知父母的冤死。“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心如刀割。但我没办法回去,还得留在北京遭受非人待遇。”

“文革”结束后,傅敏开始收集父母的家信,“主要是傅聪从英国带回来的。其实就算我没有把信烧掉,父亲与傅聪的通信还是更精彩一些,毕竟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最主要是音乐。他对我们两兄弟的生活、婚姻、开支等问题也抓得很牢。我奉劝所有的青年人都去看父亲在我恋爱时写给我的信。”

傅敏果然老老实实地在中学里教书,退休前做到“特级教师”。他时常回忆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有机会就与朋友分享。“在梦里我经常回忆起小时候与父母的快乐时光。每年到了父母的祭日,我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这连我太太也不知道。父亲教诲的做人基本原则让我终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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