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丁小明:民国学术史上的大厦“罗王之学”——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

发布时间:2019-10-02  栏目:千赢古典文学  评论:0 Comments

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05日 09:56

  癸巳之秋,同是“罗粉”的张斌兄与我在北京合作过“同心传古——罗振玉、王国维书法专场”展览,尽管岁月掷人已五载,至今思之,仍觉得那应是一次值得怀念的文化活动。也因为那次展览,“罗粉”陆丰川兄才得以浮出水面,随着相知渐深,丰川兄与我恍然有悟的是,原来在近年来的拍卖上,为了罗振玉书法我们有过相当多的“所见略同”的“火拼”,正是有了这些“火拼”,才推动拍卖市场上的罗振玉书法特别是信札行情节节攀升。只是就我们对罗振玉认知而言,当不以其书法价格攀升而自喜,倒是以为有义务追求价格之外的意义。经过反复权量,最后确定以罗振玉、王国维及其友朋的手稿文献展览的形式来回顾罗振玉、王国维的生平与“不朽之巨业”的学术世界,当然,也希望籍此展览来推动罗振玉研究的进程。正是基于这样的构想并经过近三年的准备,今天才有可能将“雪堂雅集”这场规模颇大的近现代学人翰墨的盛宴呈现于世。

甲骨文解读之痛

  主讲人简介:姚淦铭:1948年生,苏州吴江人,文学硕士。现为教育部所属“211”之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献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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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甲骨学研究的重新审视与希望

  专著有:《王国维文献学研究》、编校《王国维文集》(四卷本)、《汉字与书法文化》、《汉字心理学》、《哲思众妙门——老子今读》、《礼记译注》、《趣谈中国摩崖石刻》等,已发表160多篇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等学术论文。曾获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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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简直

  内容简介:一、王国维是怎样一个人王国维是一个自有境界的人。青年王国维是一位英气勃勃的诗人、哲学家、美学家。他以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串联了宋代词人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三句话,把本来不相干的三句名言连缀成“三境界”说,从而脍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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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一境界的历练第一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罗振玉长卷

◎安阳殷墟甲骨片

  为什么王国维如此喜欢这句话的意境?因为这里的意象太符合王国维的所见、所思、所为了。他要独自去寻找学术发展的道路,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整个民族的学术。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地图上,以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挽救遗佚的古典学术自任,借力于甲骨、简牍、敦煌经卷、汉魏石经、大内档案及域外汉籍等新材料的发现,他与王国维一起逐鹿于三千年中华文明的腹地,并由此成就了史称当世绝学的“罗王之学”。罗振玉、王国维及其同道们在纵横学海、存亡续绝之际,以挥毫写心的方式留下大量弥足珍贵的书迹,今天当我们仔细端详着这些心魂所系的知识精英的手泽时,我们不但可以重游罗振玉、王国维所构建的硕大无比的敦煌学、甲骨学、大内档案、域外汉文献等知识故地,更可以见证殷墟甲骨、敦煌古卷、大内档案等大宗文献发现时,罗振玉如何在“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的坚强意志与绝大决心,甚至可以感受到罗振玉所矢志从事“守缺抱残”的事业面临着花果飘零、沧海横流的结局时,他在学术研究及不倦地书写中所保持的那份耿耿孤忠般的坚守。

文字,是文明的表征,甚至是枢纽。它记录历史,也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三、第二境界的历练第二个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当然,作为一次囊括民国名贤书迹甚广的学术展事,在书迹展示后面所立的主脑则是我们对罗振玉、王国维及其友朋的学术成就及志业的理解。作为策展人,实有必要对展览的“博古养新”、“罗王集林”、“沧海遗音”、“甲骨四堂”、“海外神交”、“罗王学派”这六部分略作介绍。

中国人对“甲骨文”这个词并不陌生,但给甲骨文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却不容易。

  这是执着地在既定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而为之“不悔”、为之”憔悴”.这里不仅有躯体上之苦乏,亦有心志之锤炼。

  在近代中国收藏史甚至东亚收藏史上,要论收藏体系之浩博、门类之众多、品鉴之精深,能望罗振玉之项背者实在寥寥无几。居于文献大发现的时代,他的收藏门类中的甲骨、敦煌文献、木简、古器物、西夏文献、大内档案、汉魏石经等诸项皆前人所无法梦见之物。此外,就是前人最常见的古代书画收藏领域他也能开辟出《南宗衣钵》、《二十家仕女画存》这样学术史理念明确的收藏体系。进言之,正是有了通达的学术识见为支撑,罗振玉的博古雅好才看到一般意义上的学问家与骨董家所见不到的风景。如中国敦煌学的发生一事,在罗振玉之前看到敦煌经卷有叶昌炽、缪荃孙等著名学者,但为何只有罗振玉认识到这批唐写本的重要性,并大力呼吁将其收归国有。一者,罗振玉已跳出传统版本学家以宋元刻本为核心的研究体系,从更大时段与更广视野来理解传世文本的价值。再者,1909年7月之前的两次日本之行中接触不少唐钞与日本古钞等古写本,使得他在古写本的字体、格式、材质等方面积累了属于收藏家的眼学经验。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基础,他才能在敦煌经卷出现后第一时间内判别其价值,并以最快的速度撰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由此一跃成为世界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人及敦煌文献的收藏大家。所以说,罗振玉的博古雅好既非收藏家的品鉴之学所能限,也非学问家空发思古之幽情能譬之,而是两者完美结合之代表。他的博古雅好更多的是以古物为文献,通过鉴古而知新,进而以此来扩展“罗王之学”的研究空间,这是我们走进罗振玉的收藏世界必须了然的。

甲骨文到底是什么?

  王国维是一个情商、智商都很高的杰出大师。他曾经赞扬大学问家看书目光直透纸背。其实他自己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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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文字?一种古文字?一种上古文字?一种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全部认识的上古文字?

  四、第三境界的历练第三个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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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辞?占卜的记录?对祭祀的卜录?依赖神意做决策的工具?

  这是说,寻找到方向对头的道路,又执着地追求,经过千百次劳作,必有所成,最终豁然开朗,求得“真”与”是“,从而将自己的发现汇入真理之长河,这是何等地令人欣慰!王国维在这里机智地活用了这一十分诗意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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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书法?一种以刀代笔的古代书法?比两周铭文更早的书体?

  五、境界的关键在人格学者的人格是境界的关键。王国维这样一个大学者,上课的时候对研究生们讲过:我愚暗,对于《尚书》这本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先是不能理解,继之则无上敬仰。

吴昌硕为许苓西赋诗和题的《西湖归隐图》

《辞海》在“甲骨文”条目下的解释是:

  (全文)

  在罗振玉的生命中,他与王国维的近三十年亦师亦友的关系是不可须臾离分的。从罗振玉拔王国维于俦类中,到一起携家东渡扶桑,到《流沙坠简》的共同研究,再到甲骨学上的雪堂的“导夫先路”与观堂的“继以考史”,直到在共同构建上民国学术史上大厦:“罗王之学”。当然,也包括两位学术大师因家事交恶,以至于“卅载云龙相会合”的至交最终割席而去的痛史。所以,展览第二部分“罗王集林”开宗明义列出罗振玉与王国维若干重要书作与手稿,以展示两位巨匠在华夏文明存亡续绝的关捩之处,是如何通过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为中国学术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

商周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

  一、王国维是怎样一个人王国维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我估计身高呢,大概一米六十五左右,瘦瘦的,不太美丽,不是“帅哥”,他的牙齿还有点獠,门牙还有点獠,人又黑又瘦。穿着什么呢?西瓜皮帽子,马褂,长衫,后面还有一根辫子。所以王国维给人的印象,是很不美,不是一般地不美,很不美!但是王国维的内心的这种美,美得不得了,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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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事文字。

  王国维是怎么美的呢?当王国维在北京招国学研究生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来到清华大学,仰慕着,将要看到日夜思慕的大导师王国维,因为王国维当时的名声不得了啊!所以大家有幸来看看这个导师。大家都在教室里盼望着……铃声响了,进来的是什么样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只要念一念他的《人间词话》,他的诗词的话,脑筋先马上就跳出来,王国维是一个风流才子!大家可能马上想到唐伯虎,苏州的唐伯虎,就最风流的才子就是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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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话问题不大,但是第二句话却有很大的问题,一是“都是”这两个字的强调,二是确认了甲骨文的

  铃声一响,踏进来的王国维使大家很吃惊!怎么这么一个人就是王国维?一看就是刚才我描写的西瓜皮帽子,马褂,长衫,等到他转身写字的时候,后面一根长长的辫子……大家很失望!这就是我们的老师?这就是我们仰慕的伟大的国学大师?但是等到王国维一张口,一说话,一表述,一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不得了,了不得!他把这些学生领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境界、新学问、新天地!这时候,同学们由衷地佩服,这就是我们的伟大导师!

王国维《词录》

功能是“占卜”。

  王国维没什么学位,中等文化程度,王国维他也没有硕士,也没有博士,更没有博士后,他完全是靠的孜孜不倦地自我奋发、刻苦,对境界的追求。他认识到非常重要的东西,学术的灵魂在于境界。为什么王国维从一个小职员,变成一个国际型的学术大师?为什么他能够在二十世纪初,一百年之前,他能够建筑起一座又一座的学术里程碑,一座又一座辉煌的学术殿堂,什么原因?就在他把握了学术的灵魂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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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是指根据人工干预所形成的现象来预测凶吉祸福的自古至今都普遍存在着的人类活动。神并不存在,绝大部分的人在绝大部分的时候是这么认识的。人类存在占卜活动,是因为对不可知不可控的未来的严重关切。比如女人在选择哪一个未婚夫更好时、官员们想知道投靠谁才能继续升官时、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就往往会去寻求神的帮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扔硬币。满足人类这种关切未来的需要,提供产品

  王国维他是一种自有境界的人。年轻的时候,他搞文学,是文学家;他搞美学,是美学家;他搞哲学,是哲学家,不得了!他搞文学,他是诗人,有诗人的灵性,要写诗,要有灵性,麻木的人怎么写得出诗来呀?诗是水,水是流动的,是灵性的。你看看,王国维既是诗人,他有种灵性;既是哲学家,哲学家不得了,哲学它是一种参悟的,什么东西给他一看,看到里面去了;他又是美学家,美学家不得了啊,什么东西到他眼里都是审美的。这些东西都集合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有诗人的灵动,有美学家的审美,有哲学家的那种参悟,所以王国维看到这么三首词,三句话的时候,被深深地感动了——宋代的三首词:一首词是宋代大词人晏殊的一首词《蝶恋花》;他又看到另一首,宋代的欧阳修的《蝶恋花》;第三首词,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那么,他就从三位大词人的三首词当中,灵光照彻,不得了!在宋代的这三位大词人的三首词上,他发现了三句话,他把这三句话串联起来,就成功了一个美妙的经典语言,现在成为我们经典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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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的,就是被认为能够沟通神意的人——巫。

  王国维是怎么说的呢?他突然发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曲录》

巫,是人与神的中介,既然神并不存在,巫能做什么呢?他比常人更清楚,神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要用种种复杂手段掩盖神不存在的事实,创造出神通过他发表意见的种种迹象。巫,无需对后果负责,因为他总是对的,预测对了,是“本事”;预测错了,是除了他之外的其他参与者的“心不诚”,某些行为构成了对神的亵渎或者影响了神的判断。

  王国维突然发现这三个大词人当中的三句话,如果把它串合起来,那就成为一个大人生、大境界的一段美语。他概括了古今中外无数成功人的一个秘诀,一个内在发展的逻辑,是一种核心的概括。然后把它融在,把它结晶在文学的意象当中。所以王国维这几句话一出来,成为一种经典,成为一种成才之路的经典。

  而罗振玉的志业之中除了以学术立言的期许,还有以政治立功者甚至立命者的期许,只是以挽救衰微的满清君主统治为自任的志业有如一梦黄梁,不惟“补天浴日意何成”,更留下了一段让人诟病的肮脏身后名。尽管我们无须同意雪堂公的政治志向,也必须要看到政治抱负的挫折与学术志业的辉煌在他们身上形成了巨大反差,从而造就他们歌哭无端、痛苦莫名的精神状态,最具代表性莫过于1927年王国维的昆明湖自沉事件。陈寅恪在解读王国维的“纵身一跃”时说:“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感“文化衰亡”,抱遗恨而终,是罗振玉、王国维、沉曾植、陈曾寿、梁鼎芬等绝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历史转型期的集体心事,故此部分冠名日:沧海遗音。

在普通人的知识体系中,往往认为远古的人更容易迷信,因为古人驾驭自然的能力有限,所以把占卜当作重要的决策手段,同时作为一种心理上的抚慰。有人甚至认为一个政权掌握者,一个领袖都会去以占卜作为行事的手段。这样,商朝的人,甚至朝廷的主宰——商王,也是必须占卜的。

  二、第一境界的历练我们要看看,王国维你自己是怎么历练这三个境界?三个境界,我们先看,第一境界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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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龟卜就成立了——在龟甲背面打洞,然后烧灼它,就会在龟甲上出现裂纹,根据裂纹的不同现象,得出结论,将所卜问的事情和结论刻在裂纹的旁边,就是“卜辞”,甲骨文就是这些“卜辞”。

  第一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什么他对这句诗,这么地欣赏?这么地赞同?因为这句诗太符合王国维的所见、所思、所闻。“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情景啊?昨天晚上,猛烈的西风刮来,碧绿的大树上,一片一片树叶凋落。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带来有一点迷茫,有一点凄凉。王国维看到的什么?王国维看到了,是一种变化的意象。变化,是在变,是在化。变在什么地方?时间在变,物象在变,心态在变,理念也大变,王国维看到这些变化。那么王国维当时从这个意象大树飘零,他又看到什么呢?看到中国是一个变化的中国,一百多年之前,他看到了世事在变化,中国在变化,学术也大变化。你看看,国门给打开了,西学进来了,中学怎么办呢?中学是被动地应战,还是不应战,就给它吃掉了?还是怎么办呢?而且他痛心地看到,当时中国整个学术界是什么?麻木的,昏沉的,没有觉醒的,毫无朝气的,非常地痛心。而王国维就从这个一叶飘零当中,用到我们一个成语,叫“一叶之秋”——从一个叶子的飘零,知道秋天要到来了,而王国维更从这个秋天发现了,后面紧跟着的是冬天,而过了冬天以后,将是灿烂的学术春天。所以,王国维特别感悟这一句词,把它作为第一个境界当中一个物象。

罗振玉致宝熙

依据当然是很多的,比如那些龟板上的钻凿烧灼的痕迹,比如那些裂纹以及出现在裂纹附近的文字,再结合一些古代文献,诸如《周礼》、《左传》、《史记·龟策列传》等。

  我们再看这个“高”字。王国维当时的行路,他确实是站在一个最高的地方。什么高的地方?站在一个民族存亡和学术关系的这个高度,站在一个20世纪初的时代的高度,一个历史的高度来望。

  如果说,要我们在罗振玉的学术世界与书法创作之间找出最有钩连意义者则莫过于甲骨学与甲骨文书法了。罗振玉在甲骨学研究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释字精准,更在于他在甲骨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中往往是动手动脚去找材料、寻线索、求意义。在甲骨学研究初期,罗振玉一直在努力访查甲骨出土地,而他一旦确定了商都安阳为甲骨出土地,并释出了甲骨文中的“王”字之后,罗振玉就打通了由甲骨文证殷商史的大道,并由此进入了甲骨学研究的快车道。以甲骨文入书法则又是罗振玉的创举,这样的书作中不惟有他对甲骨文的精确理解,更有他长期古文字研习与书写中所累积的学养与意趣。就甲骨学的发展而言,唐兰所云“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的评语及甲骨四堂的排序已成为四海皆准的公论,故本部分以甲骨四堂的书作为主体,其曰仍袭唐兰旧说为:“甲骨四堂”,以此来窥罗王学术之一隅。

甲骨文,从被发现的那一天开始,就塑造成了这样一种有理有据的“知识范型”:

  王国维年轻的时候,就有高远的志向。有一次,罗振玉到东文学社去看学生的时候,突然发现同学扇面上题了好多的词。他拿来一看,是一首诗,这首诗他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他说,能够写这首诗的人,一定是志向高远。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王国维《读史二十首之十二》)他怎么写呢?在当初汉代的时候,西域,就我们新疆这个地方,只不过一百来座城市,所以汉代的皇帝想,这个地方太难管理了,我不要它了,算了。两个大臣说了,不能,皇帝你不能糊涂!尽管是小小的百来座城市,你不能放掉它,这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所以皇帝一想,对,所以又开通了。那么这两个人的远谋就胜过皇帝了。王国维又翻过来说,更有比这两个大臣更厉害的,谁?甘英,这个人更不简单。他怎么不简单?他的眼光不是新疆的这块地方了,他已经站在黑海的东头望到大秦。大秦,古罗马帝国了,他已经望到那头了。所以,王国维说,我们都要学甘英。罗振玉是有大志,他一看,这个年轻人的志向不得了,问谁写的?大家说,王国维写的。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王国维这个奇才,提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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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尚卜,商人大小事必卜,每事必卜,一事多卜,商人就是那些年年月月、每时每刻都在占卜的人,氤氲缭绕,昏暗玄冥。这就是我们的祖先,那个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创造了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玉器,创造了复杂精密的文字系统的祖先吗?这就是以武力征服中原一统江山五六百年的商朝吗?这就是那个司马迁记载的膂力过人、智力超群却淫乱暴虐的纣王所统治的商朝吗?只有带着这样的疑问,才能面对甲骨文这个千古疑云!甲骨文,是一种拷问!好在,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为甲骨文是“卜辞”,或者说,今天,在我们撰写这篇文章的今天,对甲骨文的认识已经不局限于“卜辞”了。

  那么,王国维他望到了什么呢?望到了当时的学术时代有这么几个特色:第一个,20世纪初,中国的学术是一个必变的时代,必定要变,这多厉害;第二个,中国的学术,将是一个研究自由的时代;第三,当是一个最大发现的时代;第四,西学东渐的时代;第五,中学外渐的时代;第六,“学术三无”的时代。

甲骨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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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简单,凭个人的观察,看到这么一些时代的特色。我们听听王国维的声音,王国维说,世事在变,国事在变,学术当然也得变,要变。王国维又说:“如今已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而是研究自由之时代。”厉害!王国维又热情洋溢地讴歌:“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之时代,未有能与它相比者。”王国维说,为什么发现了时代呢?第一,甲骨文发现了;第二,西北的许多竹简发现了;第三,敦煌的宝库打开了;第四,故宫里面的内阁大库档案发现了;第五,外国的好多的文书在沙漠里发现了……还有好多好多的发现。王国维很聪明,他从历史上知道,凡是有新的东西发现,就有新的学问起来,所以他说,新发现的时代必将有一个新的学术时代出现。

  近代中国门户洞开,西风欧雨,交相涌来。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在新材料、新环境、新机遇的多重推助下与环宇汉学伟人如沙畹、伯希和、内藤湖南、大谷光瑞、藤田丰八、狩野直喜、神田喜一郎等人驰书论学、疑义共析,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汉学研究的新浪潮。就罗振玉而言,他早年通过杨守敬所辑的《古逸丛书》了解东瀛学术,并细读过《和汉洋年契》、《史略》等日人著作,在他25岁所刊文集《面城精舍杂文甲编》中已能熟练征引和刻的《一切经音义》、《玉烛宝典》、《玉篇》等文献为己所用,其学术视野相当开阔。以后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结识藤田丰八、内藤湖南等人,辛亥之前就两度访日,眼界更开。其甲骨学、敦煌学、域外文献学的研究成就中也包含林辅泰、伯希和、内藤湖南等人诘辩问难的贡献。而辛亥之后,罗振玉负笈扶桑八年之久,其间不但与王国维共同构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为巍峨的大厦:“罗王之学”,他与日本学界交往与互动的广度与深度也非当时其它中国学者能望其项背了。因上之义,这部分名为:“海外神交”。

◎王懿荣

  王国维又说,“学术三无”时代。什么叫“三无”呢?第一,学术不分中西,没有中西的;第二,学术不分新旧,没有新旧之分;第三,学术没有有用无用之分。这个眼光也是超前的。我们在一百年以后,还在争论这个问题。你学的什么东西啊?我学的是文学。文学有用吗?你读大学,文学有用吗?你学什么?我学哲学。你怎么学哲学?哲学有用吗?你学什么?我学社会学。社会学有用吗?一百年以后,我们还在争论,中学为主?西学为主?中学有用?西学有用?王国维多超前!是学问,没有中西之分;是学问,没有有用无用之分;是学问,没有新旧之分。超前!所以王国维他这种眼光是超前的,而且是国际性的学术眼光。你看看,王国维一点都不保守,不因为甲骨片是我们中国的,就由我们中国来研究,研究到它透了,再给外国人研究,他不是的。不是因为敦煌宝库是在我们敦煌发现的,我们中国人研究、保密,然后我们研究完了,再给外国人。不是的,王国维非常地开阔,他是站在广阔的国际的学术平台上,来观察问题、考虑问题、研究问题。所以,他的那种眼光、那种胸襟、那种气度,国际性的。所以,我们往往看到,王国维成功了,他的成功不是成功在终点,而是成功在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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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山东烟台人,青年时代即潜心于金石之学,光绪六年进士,
1883年任翰林院编修,1894年升迁侍读并入值南书房,曾三任国子监祭酒。1899年发现甲骨文,并猜测其可能为夏商时代的文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受命于危难,出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侵略军攻入东便门,他率团练奋勇抵抗,寡不敌众,遂投井殉国,时年55岁。

  三、第二境界的历练下面,王国维是怎么进行第二个境界历练的?第二个境界是这样一句话:“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当王国维确定了这个方向以后,他就坚定不移地走,再走,往前走,一走到底,不回头,不后悔。王国维曾经有这样一首诗:“……玉女粲然笑,照我读奇书。嗟汝矜智巧,坐此还自屠……”(《偶成二首》之一)我把这个意思讲一下,王国维说,啊,天上的月亮啊,太美了,就好像一个美女展露着她美好的笑容,在照着我读书呢,我在书房里读书,天上有个美女陪着我,就是月亮。啊,发出灿烂的笑容照着我,啊,月亮照着我读奇书!我经常感叹,我自己是多么地聪明啊!是多么地有智慧啊!是多么巧妙的一个人!太可惜了,我预料到,将要自己拿一把刀,把自己给杀了。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样刻苦地读下去,最后没有了,人没有了,读死了,太辛苦!你看看,那么美好的夜光,美女的夜光照耀着我,辜负了她。什么意思?王国维就是说,我要走这条路,走到底,不回头,“为伊消得人憔悴”。什么叫“衣带渐宽”?人越来越瘦,所以腰带越来越宽了。所以他说,我要追求真理到什么地步?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都不后悔。这是何等地尽职!所以王国维这个人,是情商、智商特别高的人,这么一个大学者。你看看,他可以聪明到什么程度?他是绝顶聪明,你看他外表很丑陋,他是绝顶地聪明。所以他把自己看成是天才。一点不错,是天才。他怎么样的呢?他做大学问家的眼光,就跟人家不一样,看到纸面上的字,大学问家的眼光叫“直透纸背”,他看到纸背的后面。王国维就是这样。

日本著名画家桥本关雪墨迹

对于甲骨学而言,王懿荣被当作第一个发现甲骨文字的人,其重大意义直到王懿荣死后才得到认识,只是因为发现的次年即殉国,王懿荣没有成为甲骨文的研究者。

  王国维有一天在研究甲骨片的时候,甲骨片,我们都晓得一片一片的,聪明的王国维,灵感的王国维,突然有灵感了,为什么这片甲骨片我读不通啊?为什么那片甲骨片,我也读不通啊?那是不是原来它们是一片啊?在出土的时候,因为弄断,崩裂,把它打破了,等到拿出来的时候,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如果把两片能够拼合起来,那不就是一个完整的甲骨片了吗?那上面原来不可读通的,现在不读通了吗!就这个灵感,开出了甲骨学的一个方向,叫做“甲骨学的缀合”。你看,多聪明啊!他不仅看到这个上面,而且透过了纸背,透过了甲骨片。聪明,绝顶聪明!

  曾有识者以“并世学人别流派,章黄原不及罗王”打油诗句道出近代中国学派林立下的部分真相。回望百年前的学界版图,真正留下学术影响无非是章黄、罗王与胡傅这三支有代表性的学派。章黄学派的症结所在是过于“侫古”,知陈袭而不知新变,无视甲骨文、敦煌经卷、域外文献等新材料的出现,置身文献大发现之世纪而徒然空返,让人扼腕久之。胡适、傅斯年尽管吃过面包黄油,在学术上呼应西潮的同时,其求实之态度倒是接近罗王为多。特别傅斯年后来主持史语所的大内档案整理与殷墟考古这两项志业,其实是承接罗王之学的血脉而广大之。作为学术领袖的罗振玉高人之处在于他能识才,他的一生中不只是提携过观堂,容庚、商承祚、柯昌泗的成才都与他的知遇紧紧相关,这些学人其实都是“罗王学派”的中坚力量。当然,“罗王学派”别具温情意义的是:罗氏一门亦多才俊。罗振玉幼弟罗振常为现代知名版本目录学家,而罗振常之东床周子美则是继承其衣钵,为当代知名版本目录学家。罗振玉长子罗福成、三子罗福苌皆攻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及中亚古文字,四子罗福葆治金石文字,五子罗福颐专治玺印,长孙罗继祖精于辽史。罗振玉晚年弄孙时曾赋诗云:“清白家风望汝成”,其寄意门庭,可谓殷殷。其实罗氏家风岂止“清白”二字能譬之,其一门学人,成就斐然,不但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奇景,更是罗王学派中的壮观。

一直有一条隐隐约约的道路,其中有一些隐隐约约的人在踽踽独行。今天,已经有人明确指出甲骨文不是“卜辞”。笔者没有能力对此作出判断,但经过对甲骨文研究历程的审视,我却发现旧的甲骨学体系有着诸多可疑之处,让我们不禁怀疑起《辞海》中关于甲骨文是“卜辞”的权威判断;让我们不禁担忧丰富的甲骨文史料可能因为被误读而成为烂甲废骨;让我们非常担忧因为错误的解读导致结果很难被应用,从而

  所以大学问家胡适晚年经常要说到王国维,在台湾的时候,他对他的学生说:“王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还说:“绝顶聪明的人,不是在卖弄聪明,而是肯下苦工夫、笨工夫。”所以王国维就是这样,既绝顶聪明,又能够下苦工夫、笨工夫的人。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下苦工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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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甲骨学走入“绝学”的死胡同;更让我们非常担忧中华上古史的书写是否靠谱……在这个仍以创造物质财富为核心价值的时代,重新审视甲骨学,审视甲骨文字,是这样艰难,却必须坚持。

  王国维在日本的时候,跟着罗振玉,罗振玉这个书库不得了,家里有50万册藏书,私人藏书。王国维一本一本,大部分,当然很多都翻过,你看,朝夕相处。王国维自己手校手批的,精读之精读,手校手批,还保存在北京图书馆里。你一看上面,肯定会感动,各种颜色的字写满了,都用过了。所以,王国维平时什么呢?手中不离开书的。在日本的时候,他的夫人要跟他商量点事情,家里总有事情,要商量点事情,王国维拿着书本只当不听见,我要看书呢,不理会夫人。潘夫人恨得不得了!恨不得把他这个书夺过来,丢在火炉里。所以,王国维是一个非常刻苦、非常用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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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学百十年究竟如何走过?

  王国维第二次到日本以后,他告别了前面的学问,美学、哲学我都告别了,我要弄传统的国学。为什么?他要投身到新的学问甲骨学,金石学等等当中。他说,我小时候,最不喜欢看《十三经注疏》,那这个东西怎么看啊?太枯燥了,现在他不了。为了向新学问应战,王国维把《十三经注疏》每天都看,精心地看,这是何等地勤奋!每天早晨在日本的京都,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年轻王国维,踏着露水,朝气蓬勃地,背面是一轮太阳,到罗振玉家里打工。一做下来,那是何等地艰苦!有一次,罗振玉给他两千份拓本,说,国维你帮我整理。他说,怎么整理?每一个拓片,你要找出来它有几个器物,因为有的,它一个拓片有不同的器物名称,同样一个器物,古人有不同的名称。他说,你要把它查出来,这份拓片有几个器物名称。倒过来讲,一个器物有几个铭文?那太艰苦了!这里有两千份要一一查对。所以,王国维形容当时怎么艰苦呢?每天早晨一到工作室,桌子上堆满了拓本。在夏天,日本的夏天太热了!常常地困,常常地汗流满面,身上全部湿透了。然后查一个铭文,要查十几个,那么一天下来,只能弄十几个铭文,十几张纸,非常非常地艰苦。所以早晨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到罗振玉家里去了,晚上一个疲惫不堪的王国维回家了。明天早晨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明天晚上又是一个疲惫不堪的王国维,这样轮流地操作。同志们注意,这就叫做“下地狱式”的功夫,没有这个就没有后来更大的成功。王国维就在京都这么几年的刻苦锻炼,最后走到北京就不一样了,成为一个国际著名的大学者。这就是他的秘密,这就是他的境界。

王国维同乡兼门生、著名文献学家、敦煌学家赵万里过录的《亭林文集》及批语

通常认为,甲骨文是1899年被王懿荣发现的。一味叫做“龙骨”的药材,上面有着不易被察觉的刻划痕迹,引起了王懿荣的兴趣。王懿荣1900年以身殉国后,他所收藏的甲骨片转移到了刘鹗的手中。刘鹗在京城的文化圈里也是很有气场的。渐渐地,收藏甲骨成为一种时尚,引得行价日升,私掘猖獗。与此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和研究。1903年,在罗振玉的撺掇下,刘鹗出版了《铁

  四、第三境界的历练下面我要讲的是,第三境界的历练。第三个境界是什么呢?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什么抒发呢?经过炼狱式的磨炼和追求,千百次的劳作,最后必定取得成功,这是有回报的,必定取得成功,一旦找到了这个真理,那就把自己的发现,汇入了真理的长河。王国维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境界?把它作为第三境界呢?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意境,本来是写元宵佳节。元宵佳节太美妙了,家家上了灯笼,观灯,男女老少拥挤在街头,鲜花盛开,鲜花、人脸、灯笼,如此美妙!那么同志们想想看,知道心上的人,但是没有跟她约好在什么地方,不是在大栅栏,不知在什么地方,这么多人,你怎么找?所以,叫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找不到啊!你在哪里啊?来了,蓦然回首,我找了一千次、一万次,有一次偶然回头,看见了,啊!我理想的佳人就在那里对着我笑呢,笑得那么地甜蜜。同志们注意,“阑珊处”是什么?不是在一片灯火的地方,而是在稀稀落落的灯火的地方;不是在通亮的地方,而在比较阴暗的,没有几颗灯的地方找到。你想想看,突然找到了,人山人海当中,突然找到这样一个美丽的佳人,你是何等地激动!何等的愉快!所以,这是一种特别胜利的、成功的境界,富有诗意。

  行文及此,不禁让人想起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对“罗王之学”的定位:

云藏龟》,这是第一部甲骨文着录。次年即有孙诒让的考释着作《契文举例》问世。

  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知道,必然会找到,但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到,是一种必然当中的偶然,偶然当中的必然,是处于情理之中,又在情理之外的,在意料当中,又在意料之外。王国维是这样说的,当一个人的研究,长年累月,累月长年地研究,一旦当你找到了这个东西,找到了答案,那种心中的快活,是无法形容的。这是一种快活。还有一种快活呢,心中一直有这个意思,心中就一直有这个意境,但是找不到恰当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有一天,当我找到了,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种快活是无法形容的。所以,这种快活是真正的大学者,他才能体会到。梁启超称赞王国维,他这样说:“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之地方。”(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这些成果都是王国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结果。

  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

值得注意的是,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之后,竟然长达九年,小屯村为甲骨文的产地却不为人知,古董商为从中牟利,假造信息,说产地是汤阴、是卫辉、是朝歌,就是不说安阳小屯。这里至少透出以下几个信息:

  特别耐人寻味的,王国维还有一个极大的智慧。他知道,我聪明,我能干,我可以下笨工夫,我能够超越别人,我能够超越前人。但是,他像一个蜜蜂一样,他不是叮在一颗花上。他的智慧,我有这个能力,我就不像一个人,一辈子研究一个窄小的问题,我研究一个作家,就研究到最后,最后挖挖挖……这种是什么呢?就找了一个地方,挖一口井,挖挖挖,挖下去了。所以,你看呢,我们有些学者,就是研究一个领域,而且一个领域很窄的一个面,然后一辈子就这个地方,他不跳出去了。王国维不是这样,他研究文学,他研究美学,他研究哲学,他研究史学,他研究敦煌学、甲骨学……他一个一个跳,这叫“智慧的流转”,像水一样,大智慧,这个智慧更是高级的智慧。为什么?我们再打个比方,王国维是十分潇洒的学者,他跑到这个山头,勘察了一番说,大家注意了,学术家,大家注意了,在这个山里面有学术的金矿,我挖一桶给你们看看。然后他挖下去,挖出一桶来,你们看,这座山里有学术的金矿,金矿金灿灿,多美妙!你们挖吧,大家来挖吧,中国的学者来挖吧,世界的学者来挖吧,大家都来挖吧,我们挖吧,我们的后代也来挖吧。然后说,我走了。他到哪里去?他换了一座山了。他又跑到一个甲骨学的山上去,我挖,挖给你们看。他又挖出一桶金来,淘出一桶金来,你们看,这里还有一桶金,下面还有无数金,我挖了,你们挖吧,大家都来挖吧,一代一代挖下去。他又不干了,他又跑到另一个山头去,你们都说戏曲没有用,都是看看些,唱唱些,我来挖一桶金给你们看看,挖了一桶金,你们看戏曲里面大有研究,我这一桶金就是榜样,你们挖吧,好多人跟着挖,一直挖到现在还没有挖完。他就非常潇洒,你看看,带着一个“竹竿”,跑到这种青山指点一下,这里有金子,你们挖吧。跑到那山,这里有金子,你们挖吧。他跑了好多好多的学术的高山说,这里有金子,你们挖。他自己就是一个杰出的开山者。这是何等的气魄、胸襟、气度!

  王国维所说的“足当孔壁、汲冢所出”的“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写本、大内档案”这四者其实就是支持“罗王之学”大厦的四根支柱: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大内档案学,而这四根支柱中的三根:甲骨学、敦煌学、大内档案学,当时学界中之首立者皆是罗振玉,罗振玉本人也多有生乱世得享文字之奇福的感喟,见甲骨则叹“此许郑之所未曾见”,睹敦煌经卷则恨不能“启乾嘉诸老共考之”,每每有新材料与新发现都“为之狂喜”。应当说,“罗王之学”已非中国传统学术,而是包含甲骨学、敦煌学、石经学、大内档案学、西夏学、域外文献学等诸多新文献学科的综合学术。将之放在中国学术史的“长时段”上进行比较的话,“罗王之学”中的新发现比孔壁书、汲冢书门庭更广、体量更大、影响更深,他不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千秋壮观”,在世界古典学术研究中自当雄居一席宝座矣!

第一,甲骨文在发现初期,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并没有作为国家文物而被纳入到公共学术资源体系中,只是私人收藏品。因此,甲骨文毁坏流失的数量之大,已无法评估。事实上,早期的收藏者,如王懿荣、刘鹗、端方等,都是有着强势社会资源的人物,他们在学术界或者官场并不是没有发言权,将甲骨据为己有,要么说明他们尚未形成公共理念,要么说明他们并未特别重视。

  五、境界的关键在人格境界的关键在人格。有什么样的人格,就有什么样的境界。你的人格很低,你怎么会有高境界出来?你要有一个高的境界,必须有一个崇高的人格,崇高的灵魂。当时清华研究院有四大名导师:一个,梁启超;一个,王国维;一个,陈寅恪;一个,赵元任。那么,同学不仅是跟他们学学问,更学到四名大导师的那种人格的熏陶,每天每月,几年当中,那种人格的熏陶太重要了。你看看,梁启超这么有名,这么有学问,学生问梁启超问题的时候,梁启超是那样地谦虚。他说,这个问题我懂,我来回答你,那个问题我不懂,请你去请教王国维先生。你看看,多谦虚!

2018年10月26日撰于海上小雪堂

第二,即使像孙诒让、王国维、王襄、罗振玉这样的大牌学者,也缺乏科学精神。他们还是旧式知识分子,从书本到书本,内心轻视实地踏勘,否则一定不会连个出土地点都搞不清楚,尽听古董商人的鬼话。倒是有经商才能的罗振玉最终发现了小屯,也正是这个罗振玉,在甲骨文发现初期,给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判断,最终帮助他一跃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而王国维也非常谦虚。你看,同学来向他问问题,王国维话不多的,他就坐在办公室。那么研究生来问他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我知道的,一遍一遍地跟他讲,懂否?你懂了吗?懂了,好。要是不懂,我再给你讲,一遍一遍讲,懂了吗?懂了,行了。那么有的问题,学生问,王国维一看,不大清楚,他就用海宁话,海宁话有点像上海话:“阿拉弗晓得”——我不知道。多谦虚呀!他从不不懂装懂:“……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他说,我这个人,他当然不是说,自己天才,我这个人比较愚笨,当然谦虚的说法,我这个人比较昏暗。你看人家读了几千年的《尚书》,十分之五,我还读不懂。大家一吃惊,你这么大一个有名的国学大师,《尚书》怎么十分之五不懂?他说《诗经》,人人基本上都读得懂,我还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心灵的震动!这些研究生心灵震动!我们的老师这么伟大,还这样谦虚地说,《尚书》还有十分之五读不懂,《诗经》还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那我们更不要不懂装懂,不知装知。所谓这个不得了,就告诉这些人,不知为不知,不知就是不知,不知才能变为真正的知,这就是大师的人格的熏陶。

  (本文为“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展览前言,该展览于11月3日至11月10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汉办基地展厅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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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看,王国维的生命一刻,最后的一刻他是怎么样子展露他的人格魅力。王国维这种死非常地镇定。毕业生毕业了,他照样去参加毕业生的告别宴会,那天回到家里,明天要去自杀了、投河了。那天晚上,他在家里干什么?照样接待一批一批来访的学生,同学们来请教问题啊,王国维照样微笑着,和颜悦色,一丝不慌地回答这些学生的问题,回答完,送走了。送走了以后,冷静地在灯光下写了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一点匆忙都没有,是那么地从容不迫!但是他不跟家里人讲的,他就把遗书揣在兜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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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

  那天晚上他还干什么呢?他就把学生的试卷全部批完,他把这些学生,试卷上的成绩,一一登在成绩本上,然后安然入睡。第二天早晨,他照样到清华园办公室,第一,和别人讨论今年招生问题,一届毕业了,下一届招生了,招生问题;第二,是什么呢?他说,我成绩单搞好了,你们有空的话,到我家里去拿。讲完了以后,他跟人家借了几元钱,就雇了个车到颐和园去自杀。那么他的人格美妙在什么呢?美妙在一个细节上。他有一个学生叫谢国桢,是一个他培养出的一位大学者。这个大学者,他晚年,五十年以后回忆,非常地感动。他说,我的老师明天要去自杀了,自沉了,早晨他还到清华园办公室去上班。上班的时候呢,他说,前几天给他写了一个扇面,扇子,写了个扇面;写了两个,一个给谢国桢,一个给朋友的。他说,他已经走出办公室,到颐和园去了,在路上,他突然想起来了,我写的扇面上,谢国桢他名字下面,他写了一个兄弟的兄,多写了一个兄弟的兄。王国维一想,不妥当,不能叫兄,应该叫弟,所以王先生重新回来,拿了笔把这个兄字涂掉,再改了一个弟,然后再踏出清华园,到颐和园去自杀了。五十年以后,谢国桢回忆到这个往事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于是可见,先生强毅坚忍之志,镇定安详,临事不苟的态度。”

作者|丁小明

刘鹗,江苏丹徒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创办实业,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通才”。其所着《老残游记》是清代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庚子国变,刘鹗从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赈北京饥困。1908年,清廷以“私售仓粟”治罪充军新疆,次年殁于迪化。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来源|澎湃

刘鹗在对甲骨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印行第一部甲骨文字着录《铁云藏龟》。王懿荣殉国后,其子为还债,将一千多片甲骨售予刘鹗,刘鹗自己也搜求了五千余片。罗振玉早年贫困,刘鹗对其多有接济,并聘为家庭教师,还为其四子迎娶了罗振玉的女儿,成为儿女亲家。罗振玉发现刘鹗所藏龟甲,积极鼓励其出版,遂有《铁云藏龟》之问世。

  (编辑:兰华犂丛矗篊CTV.com)

编辑|吴潇岚

1908年罗振玉发现了甲骨文出产地之后,由于缺乏政府保护,甲骨文开始更大规模地流向民间,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发掘现场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利益驱使,农民们纷纷以锄头上马,在自家田地和院落中大举挖掘,所得甲骨“往往盈数车”。全国的古董商人,包括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一些学者或古董商人,都加入到搜求甲骨的大军中。据胡厚宣和李济的分别统计,1899年至1928年,私掘且流向民间的甲骨数量高达10万片。这10万片甲骨虽然有不少着录出版,但大部分未能着录,且今日不知何所终,几乎所有甲骨都没有地层关系信息、出土位置信息,就更谈不上考古发掘报告了,给甲骨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种局面在1928年彻底结束。当时,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正负责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派遣董作宾考察小屯,董作宾迅速给出了明确结论——甲骨挖掘确犹未尽,且痛陈:“长此以往,关系吾国文化至钜之瑰宝,将为无知之世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1928年,对于甲骨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捩,其功臣就是董作宾,董氏也将甲骨学作为其毕生投入的学问,是甲骨文研究者中影响最大、贡献最多的学者,当然,也是受到诘难最多的学者。

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组织了15次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成果丰硕,获得甲骨25000片(其中着名的YH127坑,一坑出土甲片达17000余片、完整龟板300余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殷墟的发掘,中国终于引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甲骨片的出土已经与其他的相关考古发掘形成一个整体,甲骨文的研究也摆脱了古文字学的范畴,而成为甲骨学。

这一时期,甲骨学成为一门时尚学问,人才济济,为数不少的研究者还具备了西学修养,创造性的认识层出不穷,堪称甲骨学的黄金时代。董作宾、郭沫若、唐兰、商承祚、容庚、陈梦家、胡厚宣,成为这一时期甲骨学者的代表。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

1、断代与分期。甲骨出土众多,虽然已经大约知道乃是盘庚迁都至殷墟之后的晚商遗物,但更为细致的分期将对商史研究起到更大作用。1931年和1933年,董作宾先后给出了甲骨断代的八项标准和十项标准,后者以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区分甲骨文的所属时期,最终,甲骨文被划分为五个时期。这个分期学说目前仍旧得到沿用。

2、甲骨理化生物特征分析,通过科学分析可以得知甲骨的来源以及甲骨的整治技术。通过化学分析和生物特性比照,得知大部分龟甲来源并非于中原地区,而是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南方诸地。

3、通过对甲骨文契刻规律的研究,发现了商人占卜刻辞的程序、文例等很多特征。比如龟甲和兽骨上的契刻文例就明显不同。

4、深入的文字考释。由于前人已经辨释了相当规模的文字,在进一步文字考释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智慧、更深厚的古文字功底,而这恰恰是甲骨文研究的趣味所在,读出新的字或者发现已经读出的字的问题,是颇有成就感的,那时,很多大家之间相互论战,好不热闹。这种读出新字的成就感,直到今天还吸引着一大批甲骨文爱好者,其中有一些最终可能成为甲骨文专家。

5、利用甲骨学的商史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入。事实上,作为商代的文献,甲骨文的终极价值当然是商史研究,然而,由于直到今天,甲骨文的性质实际上还很难讲清楚,甲骨文还不能被系统通读,也就严重制约了甲骨文在商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

1937年至1949年,战争使得国人自主的科学发掘停滞。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的春天,中科院考古所即展开了新的科学发掘。最大批量的收获分别是1973年的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和1991年的花园庄东地甲骨出土。建国以来,共出土甲骨6000多片,其中有字的完整甲骨400多片。另外,新中国在殷墟以外的其他地方还发掘出商代甲骨,并且,还发现了早于和晚于商代的甲骨。甲骨文研究也持续深入。首先是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3册从1979年到1982年间陆续出版,与其配套的释文和材料来源表也先后出版。而事实上,这部采用董作宾五期分类说编排的着录,也许隐藏了潜在的问题,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分期是合理的甚至是正确的。其他一些大型字典、类书也纷纷出版,比如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姚孝遂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这些集大成的甲骨文巨制在80年代前后的集中问世,标志着甲骨文基础研究的逐步淡出。因为很显然,人们已经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句式、文法、习卜、甲骨学史等方面。当然,考释文字还是兴奋点,只是令人兴奋的发现越来越少,或者说,当一个体系稳固之后,这个体系的“掌门人”已经没有能力接纳所谓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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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

董作宾,河南南阳人。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在考古学、殷商史、文字学、书法及篆刻艺术等方面颇有贡献。1928年至1937年间安阳殷墟甲骨的15次科学发掘中,董作宾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1948年底赴台湾,执教于台北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

董氏1945年所着《殷历谱》一书,是依据甲骨文资料,结合天文学,研究殷代年历的着作。董作宾的学术论文共约200篇,内容除甲骨学研究外,还涉及商代历史的许多方面。他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被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着。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1928年奉命考察了甲骨文的发掘现场,断定甲骨文还有大量遗存并坚决呼吁迅速发掘和进行公共研究,为保护甲骨文物和科学研究甲骨开创了新局面。董作宾在甲骨学多个领域内有着独特的建树,他创立的甲骨断代学,影响深远,其断代方法至今仍被采用。

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后,甲骨学虽由私学转换为公学,但已经由一门“显学”转化为一门“绝学”,问津者逐步减少,老学者纷纷谢世,不少资深学者也退出此研究领域,转向其他更容易说清楚、有成果、有用的、能够商业化的领域,甲骨文专家变身为青铜器专家的李学勤先生即为一例。

甲骨文是怎样一直被当作“卜辞”的?

那么,甲骨文是怎样被定义为卜辞的呢?这个问题在流传于世的主流资料中很难找到直接的答案。令笔者非常惊讶的是,如此重大的甲骨文性质判断,怎么会没有专题论述?倒是章太炎先生曾经发出过极端并且错误的质疑,他认为甲骨文是伪造的,至少是无法辨其真伪的。此后,再没有人质疑甲骨文作为文物的真伪,但是,也没有人质疑过甲骨文的卜辞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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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王国维,浙江海宁人,号观堂。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他学贯中西,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着,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由于对甲骨文研究的重大贡献,与罗振玉并称“甲骨四堂”。

王国维1898年于上海初识罗振玉并得其赏识和接济,此后,其命运一直与罗振玉相纠结。1914年他帮助罗振玉整理校订《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将甲骨文纳入历史研究范畴,1917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国维长子娶罗振玉三女,经罗振玉举荐王国维成为逊位的清皇室的文职工作者。1927年,王国维留下一纸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自沉昆明湖。有较多的记载认为罗振玉在学术上对王国维多有窃取,在人格上对王国维多有压迫,但罗振玉对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支持是明确无疑的。

甲骨文性质被定为卜辞,笔者分析有如下两点原因:

第一,确实有占卜痕迹和典籍记载的文献根据。

一般来说,甲骨文字的背面,往往是钻凿烧灼而成的所谓占卜痕迹;也有双面都刻字的,骨片居多,龟甲居少;也有只有刻辞而没有钻凿烧灼痕迹的,但是情况比较复杂,不排除作伪的可能;还有只有钻凿烧灼痕迹却没有刻辞的。以上各类各占出土甲骨总数的比例不详,第一类占绝大多数。

根据传统甲骨学的推断,甲骨成为卜辞载体,是有较为复杂的程序的。首先是要把甲骨处理干净、修整好,其次是钻凿,然后是烧灼,最后是刻辞。实际上这些程序今天已经很难还原,举例来说,钻凿的工具是什么?为什么有的钻孔很圆,有的却很不规则?烧灼到底是整个烧烤还是局部灼烫?再比如,到底是先刻辞再烧灼,还是先烧灼再刻辞,还是交替进行的,或者二者之间并无联系?

另外,清晰辨认甲骨文确实让人头疼,刻辞表面除了文字以外,还分布着各种纹路,这些纹路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好像很少有人归类。我的归类是:1、沿着龟甲天然的吻合线路在外力作用下(比如钻凿的打击力、烧灼的膨胀力、埋藏堆压的重力、自然风化的理化张力)裂开的,兽骨的裂开主要是因为骨质及其骨密度的不同而产生的应力线在外力作用下形成的。2、龟甲表面的天然线路。3、人工刻划的线路。4、完全由于外力的作用并未沿着原有的自然线路而产生的裂纹。早期着录中很多不刻文字的背面所以更搞不清楚这些裂纹的性质。搞清楚裂纹的性质非常重要,它关乎甲骨文是卜辞这个重要命题是否成立,下文将加以详述。

不管怎样,甲骨文确实与钻凿烧灼痕迹是紧密联系的,一正一反的关系,这是铁证,也是甲骨文被认定为卜辞的重要依据。

早在商代之前,就有了所谓的甲骨占卜一事。此事并无文献史料记载,却有考古发现。1952年郑州二里岗,就出土了有钻凿烧灼痕迹的卜骨,其钻孔很圆,不是所有钻孔都被灼烫过,骨面有一些裂纹,与钻孔和灼烫高度相关,但没有发现文字。卜骨旁边还伴随有铜制器物两件,被推断为钻孔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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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郑州二里岗出土的有钻凿烧灼痕迹的卜骨

此卜骨于1952年郑州二里岗出土,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卜骨长14.5厘米、宽8厘米,背面有钻凿烧灼的圆形孔痕迹,骨面有一些裂纹,但没有发现文字。卜骨旁边还伴随有铜制器物两件,被推断为钻孔的工具。

人们只能理解这样的行为不是偶然随机的,而是有意所为,并且推断这就是商人占卜之滥觞。然而,没有文字记载表明:商或更早,就已经有占卜活动存在。《尚书》、《礼记》中关于占卜活动的记载,都是关于周代的,而且,《周礼》是一部未被施行的方案,其中所设置的角色可能来自于现实,也可能来自于想象,而不少学者至今仍质疑《周礼》的来源,认为这是汉代经学家们的杜撰。至于《左传》中的记载,则

更是战国期间的事情。

当人们发现了大量的出土甲骨后,结合《周礼》、《左传》的典籍记载,就认定甲骨上的痕迹应当是占卜的痕迹,再参以《史记》中对占卜技术的详尽记载(太史公有《龟策列传》,但有录无文,文为唐人补记),进一步证实甲骨文就是商代帝王占卜的记录。

第二,没有形成科学的研究体系,甲骨学先天营养不良。

即使考古发现了商以前的卜骨(这也很难说,因为占卜这种行为很多元化,不能看见一根有钻凿烧灼痕迹的骨头就断定这是古人的占卜行为遗迹),周代以后又有占卜的典籍记载,也无法断然下结论,甲骨文就是卜辞,因为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讲甲骨学界已经具备科学思维体系和科学方法体系,遑论甲骨学早期阶段。早期建立起的非科学体系,一直深刻地影响着甲骨学,以至于后来无法撼动业已形成的框架。

首先,早期的甲骨文研究仅被当作文字考据之学,仅被当作私学。今天的甲骨学,已经必须有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字学、语言学,甚至生物学、信息数据化处理等众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因为甲骨文这个研究对象早已超出了“古文字”范畴,它是一个综合信息载体。

在早期,甲骨学也仅仅是几个古文字学家私下里研究的东西,实际上更类似于一种收藏行为,在收藏之余,鉴赏一下它上面古怪的文字而已。这样的学问是很难深入、严肃、成体系的,因为并不需要负责任。在发现了甲骨的文字史料价值之后,也没有将研究转化为公共学术平台,造成了甲骨资源的重大损失。

因此,作为古文字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门私学,甲骨文在发现早期,很难吸引真正有研究力的学问家加入进来,从未形成过合力,看到出现频率极高的字中,有的像“王”,有的像“卜”,就轻率地将甲骨文定为商王卜辞,而且就这么研究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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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

罗振玉,浙江上虞人。曾任清廷学部参事及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后又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他是近代金石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甲骨四堂”之一。

罗振玉在甲骨学领域里的主要业绩是: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率先推测了甲骨刻辞的性质是商王卜辞并且调查出甲骨出土地是小屯;考释出大量的甲骨文单字;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然而,研究者也对罗振玉的政治立场进行了批判。另外,关于罗振玉与王国维之间的关系,有不少记载对罗振玉有所贬抑,甚至怀疑他的一些甲骨文研究专着是剽窃王国维的学术成果,并且,王国维的自杀与他高度相关。

其次,早期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缺乏现代科学支撑。最早,甲骨文字学属于金石学范畴,学者的知识背景往往是国学为主,他们对现代考古学、现代历史学、现代哲学、文化人类学等西方学术体系较为陌生。比如第一个考释甲骨文字的孙诒让,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却对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体系涉猎不深,这当然是时代所限。再比如王国维,曾修研西方

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等,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曾一度使他在甲骨学研究领域中颇有创新。他以地下出土的甲骨文材料为主,与传世文献互校互证,归纳出商代帝王世系,和文献所载基本相合,从而证明《史记·殷本纪》可信,在当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风头正健的大潮中,独立而不倒,这种以地下材料印证纸上材料的方法被称为“二重证据法”。然而,天不假年,最该深入的时候,王国维却自沉昆明湖。

相当多的早期研究者,对古文字学浸淫深厚,或者说,当时释读甲骨文,就是古文字学家的事情。面对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他们所能使用的最直接方法就是字形类比法,也就是调动大脑中、书本中储备的《说文》小篆和两周大篆,来比照甲骨文的字形,从而考释甲骨文。这种考释方法当然在很多场合都会生效,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大前提,甲骨文字是先秦汉字的源或者至少是上游,它们之间应该有形体上的一致

性或者相关性,至少在造字方面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或者相关性。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文字使用场合、文字载体、书写工具的截然不同,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很难呈现,相关性也隐含模糊。事实上,甲骨文与小篆相比,少有形体一致者,即使与两周大篆甚至商鼎短铭相比,也很少有形体一致的。因此,用形体类比法释读甲骨文,必然有疏漏。如果疏漏出现在关键位置就问题大了。比如,因为金文中的“卜”与甲骨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卜”字形体较像,故将其认定为“卜”,假如是错的呢?我们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吗?再比如“贞”,如果不是“贞”而是“鼎”呢?甲骨文字的传统辨识体系恐怕就会因为这两个字的误读而垮掉。因此,字形类比法是一个起点或者契机,它可以引导出假设,但绝不是系统的、科学的方法。甲骨文最早被认定为商王卜辞,也许就是因为早期学者用字形类比法认出了“王”与“卜”这两个字,再后来,就很少有人怀疑这两个字。于是,商王卜辞的大轮廓、大语境就顺理成章而少有人怀疑了。

再次,陈陈相因的师承关系。在中国,学生推翻导师的学术体系,很罕见,他们能做的往往是阐发和维护、最多是完善导师的学术体系。师徒相授是其时私学乃至公学的基本路数。到了今天,学生更要维护师承关系,因为,你不维护,就不能过答辩,不能升职称,那你还在学校里怎么混?和你一起做研究生的,人家10年前就升教授当博导住教授楼了,你呢,还是骑自行车回你的讲师楼,丢不起这个人啊。同时,甲骨学需要很长的时间积累,等到把自己的青春全部投入之后,才可能看到一点皮毛;等到对这个体系有了深刻认识,已届不惑之年;可能已经发现了很多破绽,但是不能揭开它,因为这很有可能造成原有体系的彻底瓦解,不仅毁了导师也毁了自己,因为很难再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可见,目前已经看上去很成熟的甲骨文体系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

最后,着录的零散孤陋。特别是在早期,甲骨文着录极为零散。早期的几个研究者,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全部的甲骨文,而是自己所收藏所见过的甲骨文,此乃“冰山一角”。“窥一斑而知全豹”是可能的,那是因为以前见过全豹或者心中本来就有全豹。而商人的契刻、商人的文字体系,却是前所未见,这就需要最广泛的全景式的涉猎,但恰恰正如前述,作为一种能够价值倍增的民间收藏品,甲骨文没有像后来那样成

为《合集》,而后来有《合集》的时候,甲骨学已经成为体系动不了了,因为《合集》的编纂方法就是在一套已经定型了的主观思维体系下进行的,而不是客观呈现。好有一比,在需要好工具的时候没有,有了好工具之后,家具已经凑合着打好了,不再需要好工具,只是这家具太寒碜了。

着录不仅零散,而且孤陋。早期完全是拓片,不是照片(事实上,那时照相机在中国使用已经有50年,并不罕见,是完全可以利用的科学手段),有时候附带摹本,但是在先入为主的时候,摹本就不是完全摹,而是有自己的扬弃了。就算后来有照片,也很少有记录是多大,更少有着录记有契刻文字的部位。比如说背面,就很少有着录。另一个孤陋之处就是缺乏考古信息,很多甲骨已经失去了来源,不知道是某年某月出土于某地,出土时的自然状态如何,地层坑位信息如何,周围的环境如何,与其他的甲骨之间、遗迹之间关系如何,等等。还有,很多甲骨是为了商业利益作伪杜撰而来,是赝品,却很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总之,因为时代所限,虽然甲骨学是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标本,但早期甲骨学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研究体系,天生营养不良,却已经长成为一个老人,让我们今天在甲骨学的科学化道路上障碍重重。题外话:笔者非常忧虑的是,到现在为止,中国都没有从“旧学”走向“新学”,而直接接驳的“新学”,又往往是皮毛而不是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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