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文化篇: 独尊儒术(下) -方尔加

发布时间:2019-11-26  栏目:千赢古典文学  评论:0 Comments

  央视国际 2005年05月30日 10:23

分明三鸟下储胥,一觉钧天梦不如。争那白头方士到,茂陵红叶已萧疏。
——[唐]崔涂《读汉武内传》 汉初儒学兴 前202年二月,刘邦于定陶附近的汜水之南即皇帝位,是为汉高祖,定国号为“汉”,史称“西汉”。同年五月,迁都长安。由此,在秦王朝灭亡五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西汉王朝。
西汉初期,刘邦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旧例,就是人们通常所语“汉承秦制”。在皇帝之下,设立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之为“三公”。于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于地方行政机构中,除了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度外,还通过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是乡、里二级制。同时,西汉还建立了比秦朝更加完备强大的军事体系。于中央设置南军和北军,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上设有经过一定训练的预备军。这样,西汉王朝就有了比较强大的军事体系。尽管刘邦等人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体制,弥补了秦王朝体制上的一些不足,但他们也深深地意识到,仅凭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建设,否则,一个政权是不会长久的。
刘邦是一位起于小吏的草头天子,而汉初的大臣又大多来自于楚地,且多为屠狗卖缯之辈,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儒学等一切学说并没有多少了解和兴趣。因此,一些跟随在刘邦身边的儒生们不得不谨小慎微。
陆贾一直跟随刘邦南征北战,他在刘邦面前谈《书》说《诗》时,经常遭到刘邦的责骂。还有叔孙通,他在归附刘邦后,穿着儒生服装朝见,刘邦也十分反感。叔孙通只好脱去儒服,穿上短衣,打扮成楚人的样子。刘邦开始对儒生的态度十分恶劣,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凡有儒生前来拜见,刘邦就会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便盆。在当时,如果真把一个人的帽子摘下来如此做,那就是对一个人人格的侮辱,是任何人也无法忍受的。而且刘邦在与别人谈话之时,常常市井秽语满口,完全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形象。他即位称帝之初,对儒家的《诗》、《书》等典籍没有丝毫兴趣,也就是说他对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无所知。
可是,到了后来,刘邦却与先前判若两人。据《全汉文》卷一记载,他在《敕太子书》中这样说:我生当乱世,正值秦朝禁学,自己也认为读书无益,但自从我称帝以来,常常思考这一问题,其实读书能够使人知道作者之意图,“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后来,刘邦在路过鲁地时,还“以太牢祠孔子”,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刘邦对孔子和儒学由最初的谩骂、鄙视转变为敬重、尊崇,主要是当时残破的社会现实所迫。汉初,经济极其凋敝,政治混乱,民怨沸腾。新兴的西汉王朝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改变当时的残破局面,正视这突如其来的国家学说的空缺。当战争的烟尘散尽之后,他们首先思索的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有的思想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用刑太急、仁义不施、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他们试图用儒家的礼仪建立汉朝的统治秩序。
而直接引导刘邦转变态度的是叔孙通、陆贾等汉初儒生。《汉书·高帝纪》记载:当刘汉天下初定之时,高祖命令萧何编次法规律令、韩信重新申明军纪,命令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创制礼仪,同时还命令陆贾撰写《新语》一书。我们从上面几项可知,律令、军法、章程都是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而叔孙通创制的礼仪和陆贾所造“述存亡之征”的《新语》一书,应该说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
有人说“汉代重儒,开自陆生也”,是有其道理的。这主要是从陆贾撰著《新语》一书而言的。
据史料记载:陆贾因为在刘邦面前常常称说《诗》、《书》而受到刘邦的责备和辱骂,但陆贾依然忠心耿耿,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和想法。但他改变了以前的方式,不再直接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而是向刘邦说明,骑在马上可以打天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并撰写了《新语》十二篇,以说明古今国家的成败原因。陆贾当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从陆贾的《新语》看,他是一个厚今论者,他也反对“淡于所见,甘于所闻”,反对泥古、尊古的偶像崇拜与保守,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他认为行事应该注重实效,至于是否出于古道并无多大关系。这种崇尚现实、顺应时势的思想倾向颇合汉初君臣的口味,故而深受他们的欢迎。
正因为刘邦等人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他们在探索和选择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过程中,才更加欢迎实证性的学说。因此,由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制订汉代朝仪,可能对刘邦的刺激会更大一些。我们现在读《史记》和《汉书》中叔孙通的传记,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时变”,审时度势,能在秦汉之际的动荡岁月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虽然他多次易主,似乎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秦朝时,他是一位“待诏博士”,侍奉秦朝。陈胜、吴广起义时,秦二世召集在咸阳的博士、儒生三十余人询问对策,由于他们的回答不符合秦二世的心愿,以至于有的儒生被交给执法的官吏问罪。叔孙通则不然,他故意迎合秦二世,以寻求机会逃离虎口。他脱身后,前往薛地。当时,薛已经降楚,等到项梁去薛时,叔孙通就跟随了他。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跟随了楚怀王。汉高帝二年,汉王刘邦率领五个诸侯的军队攻入彭城,叔孙通又投降了汉王。汉王失败西撤,他权衡利弊终于跟定了汉军。在秦末汉初的动荡岁月中,叔孙通几次易主,实际上他是在选择可事之君。
叔孙通跟随刘邦后,仍然不忘灵活多变,去就取舍“与时变化”。刘邦是楚人,开始时很讨厌儒生,于是,叔孙通便着楚人装束。叔孙通投降刘邦时,跟随的弟子有一百多人,然而他不曾推荐过别人,却专门对原先那些盗伙中的强徒加以推荐。弟子们都偷偷地骂他:服侍先生这么多年,又跟随他投降了汉王,如今他不推荐我们,却一味地推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呢?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矢石争夺天下,你们难道能够战斗吗?弟子们无言以对,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后来,战争平息,刘邦取得了天下,叔孙通也有了地位,被任命为博士,称稷嗣君。跟随叔孙通的儒生也都做了郎官,他们高兴地称叔孙通“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是一介儒生,但他懂得顺应历史潮流,随时势而变化,他把“不知时变”的儒生称为“鄙儒”。秦汉时期已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如孔子所处时代,列国林立,他可以像“择木之鸟”那样在列国之中进行选择。而到了秦汉之时,多元的世界归于一统,此时只有一棵参天的皇权大树,再无选择的余地,因此,如果再像孔子那样“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意味着根本没有机会被录用。何况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儒学大师,在当时那种多树林立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一生凄凄惶惶,到处奔走。叔孙通显然也是在寻找可栖之树,他几经选择,终于归从了即将取得天下的刘邦。后来,他极力寻找儒家与皇权的结合点,以求儒学和儒生受到重视。应该说,如果没有叔孙通等人的“变通”或“圆通”,儒家将永远摆脱不了孔子那种“丧家之犬”的命运,儒学成为官学更无从谈起。
作为儒生,叔孙通对儒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经对刘邦说:儒家学者,实在难以同您一起攻城略地,但能够同您一起守住天下。此可谓对儒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概括。当群雄竞力,以勇武相尚之时,儒学很难找到用武之地;而社会一旦安定,儒学便可发挥其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对于儒学“难于进取”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已经有了具体的说明,而统一的秦王朝却没有也没来得及验证儒学“可与守成”的特点。等到汉朝“已并天下”之后,叔孙通便开始了用儒学为汉家“守成”的努力。
前202年,诸侯们在定陶一同拥立刘邦做了皇帝。当时,仪法混乱,上升到统治阶层的刘邦群臣热衷于争功论赏,有的甚至于在酒醉后乱打乱闹,以剑击柱,混乱的朝仪令刘邦这位新君不知所措,大伤脑筋。而叔孙通看准了机会,在刘邦感到越来越厌烦的时候,他请求到鲁地征求儒生,与他的弟子们共起朝仪。刘邦当时还不怎么相信,便随意说:你可以试一试,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叔孙通等参照秦仪,采古礼,制汉仪。两年之后,长乐宫成,行仪于朝,“自诸侯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当礼仪在朝廷上演示之后,刘邦才由衷地感到“为皇帝之贵也”。这件事对刘邦震动很大,他由此明白了儒生的用处,开始尊重儒生和孔子了。
到了汉高祖十二年,刘邦率大军亲征英布班师回朝经过鲁地时,到孔庙祭祀了孔子,开了历代皇帝亲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先河。刘邦亲自祭祀孔子之后,诸侯卿相到鲁为官,常常拜谒孔庙后才走马上任。为了更好地奉祀孔子,并表示对孔子后裔的优渥,刘邦又封孔子的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专司祀孔之事。
叔孙通受到重用,对儒学地位的提高十分有利。叔孙通进位太常,“赐金五百斤”,连他的弟子也都得到重用,进入到了汉朝的统治阶层中。两年以后,叔孙通为太子太傅,辅佐和教导一国储君。刘邦死后,惠帝即位,遂废“挟书之律”,民间开始有了儒家经典的传授,此为文、景之后渐开献书之路、搜求旧典古籍的先声。惠帝时,叔孙通又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须知,儒家极重礼乐仪法,而叔孙通制订的这些仪法,则一直在汉代施行着。
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作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孝”对于汉代社会影响很大。汉人认为,能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汉初不仅设孝弟力田之科,而且自惠帝以下的汉朝皇帝都以“孝”为谥,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等。《汉书·霍光传》记汉人之言曰:“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常有天下。”这代表了西汉时期人们的普遍看法。还有儒家的《孝经》一书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器重,人们不仅把它看成是“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而且认为它是儒家“六艺之总会”。东汉更是“使天下诵《孝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以诵习《孝经》而成为孝子和以《孝经》进行教化的实例。
汉代实行孝治实际上得力于汉初思想家的理论阐述,而在推行孝行方面帝王的行为更具有表率意义,因为帝王以孝相标榜会使得从孝到忠的转移来得更加自然。在其他汉初思想家之先,叔孙通已开始用孝的思想教育汉惠帝。叔孙通得宠于刘邦之后,于汉高祖九年做了太子太傅,成为一国储君之师。几年以后,刘邦打算立赵王如意为太子时,叔孙通极力出面劝阻,称: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并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刘邦不得不回答说:吾听公言。至于叔孙通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面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叔孙通以太子“仁孝”而且天下共知阻止刘邦易太子,并使刘邦不得不勉强答应,说明刘邦的头脑中已初步形成了孝治的观念。第二,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叔孙通用“仁孝”来规范太子,并使太子以仁孝闻名天下,也显然昭示了叔孙通“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至于叔孙通是如何用孝来教导太子的,史无明言,不过,后来的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刘盈做了皇帝后,住在未央宫中,其母吕雉住在东面的长乐宫中。刘盈朝见太后时,每次都必须清道。为了减少麻烦,便利过往行人,便修筑了复道。当复道修建之后,却发觉汉高祖刘邦的衣冠每月从陵寝出游至高庙的道路却在复道之下。叔孙通对惠帝说:后世子孙怎么能从宗庙道上行走呢?刘盈听罢非常恐惧,打算立即拆除。叔孙通又劝阻他说:人主没有过错。如今已经建成,百姓也都已经知道,现在拆除它,则表示了您有过错。“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刘盈依照叔孙通所言去做了,此后,刘邦的衣冠每月出游不必经过复道之下了。
这一方面说明了叔孙通在极力维护刘盈的威望;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叔孙通的辅佐下,刘盈能以孝作为行为标准,儒家的“尊祖”与“敬宗”观念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惠帝死后,他的谥号上加了一个“孝”字,以后诸帝死后谥号也都加上个“孝”字,表示“以孝治天下”之义。胡适曾对此评论道:这一个制度,史家虽没有明言,但我们很可以归功于那位叔孙太常。这便是儒教成为国教的第一声。
黄老之学术
西汉开国之初,满目疮痍,城乡破碎,土地荒芜,民生凋敝,饿殍载道,整个国家挣扎在死亡线上。广大人民群众亟需和平安定,休养生息。要想巩固统治,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安定民心,休养民力。秦因横征暴敛、严刑峻法而导致灭亡的教训也给新的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育,促使他们寻求稳妥的统治方略。严酷事实的本身要求最高决策者尽快制定包括经济在内的较为宽松的政策,偃武修文,实施正常的统治秩序,迅速修复与改善破败纷乱的局面,否则,就会使人心不安,社会不安,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就无法维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正能满足汉初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黄老之学很快流行起来。
黄老之学是指“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相结合的一种理论学说,它在先秦以“稷下学派”为主要代表。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老子》;一个是战国时期伪托“黄帝言”的诸书。黄老之学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也是支配世界万物的总规律,在各种事物中普遍地起着作用,具有客观必然性。在分析社会矛盾时,它用阴阳观念论证刑德,以阳为德、阴为刑,认为“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先德而后刑,顺于天”。主张把德政与法治有机统一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些思想是对《老子》消极无为思想的积极改造,为汉初黄老之学的勃兴提供了理论根据。
鉴于西汉初期的社会状况,文武兼备、刑德并用,讲求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可谓正适应这一环境,所以,黄老之学成为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得到了社会的共鸣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汉初,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一般老百姓,朝野上下很多人都信奉黄老学说,较为典型者有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曹参、陈平、王生、田叔、黄生等。汉文帝崇尚黄老之学,史料记载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在汉文帝统治之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废除酷刑,以及亲躬籍田、崇尚节俭等,这一切都体现出黄老思想学说的一面。而汉景帝自小就是在文帝和窦太后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景帝继承了文帝的政策,举事无所变更。应当说,在推行黄老思想、执行黄老政策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还应是窦太后。她通过汉文帝和汉景帝施加强大的影响,把国家大政方针都纳入黄老思想指导之下,她几次打击和排斥儒家,批判法家,使黄老思想独尊于朝廷,为汉初黄老思想的推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体而言,黄老之学对于汉初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时代思潮,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根据余光明先生的研究成果,略总结如下:首先,黄老学说所主张的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思想,为制定王霸杂之的汉家统治术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黄老学说中的法治思想,不仅对汉初定法、立法和执法影响至深,也与汉初定法、执法的情形基本相符。第三,黄老学说中的无执无处、无为而治的思想,在西汉初年也为统治者全盘接受,并成为现实。第四,黄老学说中的“以民为本”的保民、养民和爱民的思想,是与其无为而治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五,黄老学说所阐述和提倡的崇尚节俭和朴实的道德思想,在汉初的名臣将相中,也曾产生积极的影响,使西汉初年的官僚多具廉洁奉公的良好作风,在官场中造就了一种清廉的气氛。总之,西汉初期实行的方针政策,多是在黄老学说指导下制定的。这些政策使西汉前期社会得以稳定,也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强大的西汉帝国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学说的胜利,断绝了儒学跻身政治舞台的道路,尤其是焚书坑儒的劫难,更使儒学遭受到致命的打击。但秦王朝的迅速崩溃,给了儒学东山再起的机会。汉初虽然由于统治需要而采用黄老思想,但儒学也在积蓄力量,不断发展,逐渐复兴起来,成为汉初显学。黄老之学是兼收儒、法,汇合阴阳之说的产物,本身具有包容性。汉初崇尚黄老,并未实行一种思想上的专制,因此,儒家、法家等思想仍然活跃在思想和政治舞台上,并对社会施加着影响。儒家在汉初黄老盛行的情况下,能够复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初黄老思想统治下的宽松学术环境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汉初崇尚黄老之学,而黄老之学反对人为的干涉和纠正,当然更不主张用行政手段去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所以汉初在思想领域又出现了诸子并存的局面,在政治上各自发挥着影响。汉初当政者虽然崇尚黄老之学,但儒学在汉初仍处于“显学”地位。特别是前191年,汉惠帝正式废除秦代制定的“挟书之律”,开放了民间学术文化活动,此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也开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经学大师。汉初儒家经学虽然和其他学派一样处于民间传授的地位,但其学术活动的规模及传授教学内容的重要性,都是其他学派所无法比拟的。汉初儒学教育的兴盛为儒家复兴并登上独尊地位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第二,刘邦对儒学态度的转变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方便。如前所述,汉高祖刘邦出身于布衣,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素质较低,是一个“不修文学”、近乎文盲的乡间无赖。他对那些思想学说并不感兴趣。对黄老之学和儒学同样是一窍不通,这使他对各种思想学说没有任何偏爱,皆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儒家学者极力向刘邦推介儒学对巩固封建统治所起的积极作用,使刘邦对儒家学说有了一定的认识。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他利用儒家博士叔孙通订朝仪,充分显示出封建帝王之尊严。尝到儒家礼仪的甜头后,他开始对儒家另眼看待,对儒学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不好儒”发展到“好儒”。刘邦之后汉统治者的崇儒术、重儒生,实际上是刘邦崇儒、重儒思想的发展。统治者对儒学态度的转变使儒学得到转机,儒家学者抓住机会,使儒家学说灵活变通,在汉代初期站稳脚跟,逐渐复兴起来。
第三,黄老思想统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机会。任何正确的施政方针都应该张弛适度、宽猛相济。黄老之学主张顺应自然,清静无为,特别适应社会休养生息的需要。但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缺乏进取精神,缺乏将全社会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全面建功立业的恢弘气势。在社会的上层,诸侯王势力膨胀,产生离心倾向,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社会下层,豪强兼并,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了干扰。对少数民族的侵扰,缺乏强有力的对抗措施。这些负面效应,说明黄老学说不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稳定。事实证明儒学确实“可与守成”,这为它走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机会。
此外汉初儒家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是儒学在汉初复兴的内因。汉初儒学复兴,主要靠几个人物,其一是叔孙通。在刘邦即位伊始,叔孙通就主动劝说刘邦征用儒生,起草朝仪,并且根据汉初统治集团人士多小吏出身和武将少习文化的特点,既部分袭用秦朝旧仪,使萧何等秦时故吏能顺利接受;又遵循简易可行的原则,使粗鲁无文的武将们容易做到,更充分考虑到当时“死者未葬,伤者未起”的社会现实,使朝仪在整体框架上既能为文武群臣所认可,又能为国家经济实力所允许。然而叔孙通毕竟只是一位通晓儒家礼仪的博士,他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行为来为儒生在新政权里争得一席之地。同样,他也只能借助诸如制订朝仪及宗庙仪法等具体事务来证明儒学并非像法家所说的那样毫无用处。儒学要复兴,上升为新政权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思想上转变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偏见,从理论上证明以儒学治国安民的必要性,并以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实用,让统治者相信只有儒学才会使长治久安的理想变成现实。这一任务自然不是只熟悉礼仪的叔孙通所能完成的,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汉初另一位儒学中兴人物陆贾身上。
陆贾利用和刘邦贴身的机会,“时时前说称《诗》、《书》”,以期对刘邦潜移默化,转变他对儒学的态度。虽然这位自恃居马上而得天下的汉家天子常以大骂作为回答,但陆贾在比较前朝兴亡原因的基础上,指出“逆取”和“顺守”的不同,使刘邦心服口服。
陆贾作为新时期力倡以儒学治国的第一位思想家,以其特有的身份、实用的主张,不仅扩大了儒学的影响,而且促进了儒学与现实政治,特别是与官方权力的结合。陆贾的努力虽未能使儒学全面振兴,但终究为日后儒学的大行于世创造了条件。部分儒生先后走进汉初的朝廷,使儒学在黄老学说走红之时也占有一席之地。
汉初经过三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政治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社会风气也每况愈下。这时,儒家学者贾谊在坚持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前提下,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提出某些切实致用的政治原则。他把实行礼治作为当务之急,同时不忽视仁义,把仁与礼结合起来。贾谊对政治的实质和仁义作用的理解较之他的前辈要现实得多。他的思想充分表明儒学是最适宜治国安邦的。贾谊加速了儒学的政治化进程。
在这些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儒学在汉初虽未能成为统治思想,却也复兴起来成为显学,使统治者对其不能等闲视之。直到汉武帝时,一代鸿儒董仲舒在综合了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新儒学思想,得到汉武帝的认可,最终使儒家登上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回顾汉初儒学的发展历史,从叔孙通到董仲舒,既坚持了一以贯之的传统,又注意面对现实,不断修正自己的学说。特别是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融进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新观念,还勇于吸收他家之长,弃己之短,以保持本学说必要的张力和活力,这是儒学在汉初黄老思想盛行下得以复兴,并产生由在野到在官的历史性转变的根本原因。
儒术之独尊
黄老“无为政治”的主张虽然适应汉初休养生息的需要,但其“因循为用”,漠视礼制的态度既严重破坏了等级制度,又大大助长了人民目无法纪的心理,导致经济繁荣而社会不安、政治不稳。汉景帝末年七国之乱的现实足以说明黄老学说对于地方割据势力拿不出解决的良方,即便是靠“削藩”和镇压手段,也只能奏一时之效。可见黄老学说只能作用于一时,而不能成为治国安邦的长治久安之道。无情的历史表明,只有儒学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于是儒学遂被尊崇。
汉武帝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喜欢积极向上的儒家学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有一个历史过程。他即位之初,还因崇尚儒术发生了一场风波。武帝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主持政府重要部门。又安车驷马迎接著名儒生申公入朝,作为朝制兴革的顾问。武帝的举措引起了黄老学派的不满,随后赵绾又建议不向东宫奏事,意在架空崇尚黄老的窦太后,惹得窦太后勃然大怒,将赵绾、王臧逮捕,迫其自裁,并罢免了窦婴、田蚡。武帝在强大的压力下只好让步,暂时停止诸般兴礼作乐举措。武帝虽然遭受挫折,却仍不放弃尊儒的努力,他在选拔贤良方正时,留意收览儒生,授以官职。前136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从此确定了任博士官职的特定学术资格,这是尊儒的重要体现。他还鼓励学者研读儒家经典,使五经传习更有系统。
前135年,窦太后病逝,武帝完全掌握朝中执政大权,加快了崇儒的步伐。他启用田蚡为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在前130年的举贤良文学对策中,他问怎样才能使“阴阳和”、“民不犯”,又欲闻“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著名儒者公孙弘的对策,深得武帝赏识,被武帝亲自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公孙弘进入仕途之后,由于“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后来官职不断升迁,布衣大儒公孙弘最后被擢为三公,封平津侯,这一来引得“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为了廓清思想疑虑,确立起适应大一统政治的思想权威,武帝多次下诏策问,一代鸿儒董仲舒在对策中论述德教是统治的关键,主张以教化为主导,努力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他主张以仁义礼乐教民,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古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强调“教化行而风俗美也”,认为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还引古证今对更化问题进行了一番议论,这些深深打动了踌躇满志、正欲大举更张的汉武帝。“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在汉武帝认可了他所条陈的“大道之极”和“治乱之端”后,董仲舒提出了用儒家学说统一天下思想的建议,他认为汉初七十年,黄老大用于世,由于它既没有什么理论建树,又不重意识形态建设。使人们缺乏信仰,思想混乱。而政治上的大一统,决不允许“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他建议汉武帝:“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熄,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他指出大一统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但是没有统一的思想与之适应,统治者就无法保持一统局面;法令、政策、制度经常改变,难以遵循,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董仲舒对统一思想意义的论证是有力的,选择儒家作为指导思想也是合适的。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儒学正式取代黄老之学,定儒学为官方政治学说,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基础。
汉武帝独尊儒术主要表现在教育领域。前124年,根据丞相公孙弘的提议,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他建议:“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在公孙弘等人的奏议中还提出有关招生、考察和任用制度方面的措施,可见博士弟子制已经具备了作为学校制度的基本内容规定,应当说这是汉代官方教育制度的正式建立。公孙弘等人的奏议是一篇建立官方教育制度的纲领性文献。其中指明兴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广教化,最理想的状况是“乡里有教”,但在一切需从头做起的情况下,其步骤应该是“建首善自京师出,由内及外”,即首要任务是在京城建立中央官学。兴学的捷径是“因旧官而兴焉”,因为当时政府已设有专门的五经博士,这些人都是现成的师资,只要为他们配备一定数额的学生,就可以开展教学活动了。博士弟子制就是这样产生的,由此开始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官方正式的学校教育活动。
公孙弘的这个建议为博士弟子参与政治铺平了道路,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自此之后,博士弟子员额不断增加。自武帝接受公孙弘建议为博士置弟子员,并广设学官,使学而优则仕,就把儒学与仕途联系起来,把一种学术与利禄直接挂起钩来,于是尊孔读经、学习儒术的人日益增多。
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三论”是从理论上论证儒学独尊的必要性,而公孙弘所提出的这一系列建议和措施,则使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了法律上的保护和物质上的保障。
从此,博士除参与有关的政治活动外,其主要职责就是从事教育。博士弟子制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学为教育内容的官方教育的开始。儒学教育进而扩展到私学、蒙学和家庭教育各个领域,并且通过选士制度将培养出来的人才选拔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儒术就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儒学与仕途联系起来,使尊孔读经、学习儒术的人日益增多,儒学阵地日益扩大。
需要指出的是,儒学由孔子创立后,经不同学派的阐述,内容与要点一直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汉武帝尊崇儒家,五经皆立博士,可最受青睐的是公羊之学。当时所尊崇的经义,主要是董仲舒杂糅阴阳五行说而创立的新儒家学说。董仲舒青年时期曾跟随公羊学派的大师子寿学习《公羊春秋》。汉景帝时,他担任过博士官,那时,他就开始招收弟子,传播儒家学说。汉武帝即位后,立即颁布了“举贤良文学”的诏令,要求各地的官员推举学者以备朝廷策问,董仲舒也被推荐到了京城。汉武帝曾经先后三次召见董仲舒上殿策问,在这三次对策中,董仲舒借机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主张。第一次,他用儒家的“五帝三皇”之道、“三皇受命”之符,论证了他的“天人感应”观点,认为上天不仅主宰着自然界,也主宰着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变化和灾异都和国家政治有关。他说:一个国家如果要走下坡路,上天就会发出一些灾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当权者不知道省悟,上天又会利用一些自然灾异现象来警告他使他害怕;如果这样,他仍不思悔改,那么这个国家就将面临着灭顶之灾。董仲舒告诉汉武帝,不仅“王者承天意从事”,而且“天”经常用符瑞和灾异来表示希望和谴责。第二次,董仲舒谈论了选才任吏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套选官措施。第三次,他则系统地提出了一套“王者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并强调应该用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董仲舒的这三道对策,就是后人所称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对策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武帝不仅接受了他“独尊儒术”的建议,还派他到江都王刘非那里为相。
到了西汉中期之时,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现实利益的驱使势必会导致儒学内部的分裂。随着黄老之学的失势,各家学说纷纷兴起以回应时代的挑战,然而由于各自内在的因素,它们被一一淘汰,最后至少在形式上由儒家独霸天下。而这时的儒学显然存在文化区域上的差别。
董仲舒所传授的儒学属公羊学,于当时,即是指《公羊春秋》。《公羊春秋》虽也强调宗法等级制度的建设,但其主要精神是强调大一统和“大义灭亲”,贯穿着严法的精神。其矛头是针对诸侯王的叛乱活动,目的是强化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的权威。汉武帝正是看中了这种法制精神。到了西汉中期,今文经学出现了阴阳五行化的趋向,以之附会经义的妄怪之论也随之产生。在江都王刘非那里,董仲舒经常宣扬公羊学派讲灾异、推阴阳的神秘思想,搞了不少祈雨止涝一类的活动。可是在当时,汉武帝的兴趣在于“王者承天意从事”的“君权神授”理论,并不是对阴阳灾异学说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因而,董仲舒大讲灾异也遭到了汉武帝的反感,使得他的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
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为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

  主讲人简介:方尔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著有《荀子新论》等专著多本,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孔孟哲学,多年被评为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

  内容简介:汉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汉朝提出了一个流传千年的治国思想:独尊儒术。但是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就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理论和实际经常脱节,不易操作。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儒家思想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儒家思想烦琐、不切实用。他曾在《史记》中写到“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意思是说:儒家研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六艺经传,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有时候人们学了几代,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所以历代君主对儒家都有如此的看法。后来叔孙通帮助刘邦整顿朝纲,肃朝廷礼仪,这是儒学运用到实际中的一个开端,到汉武帝时代,皇权的威严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儒家思想能够在汉代中期被统治者接受成为治国良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在实际操作中,把儒学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最后才使汉朝的统治者扭转了对儒家的看法,最后尊儒,用儒。

  (全文)

  我们继续讲汉代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问题。那么儒家要成为官方思想,儒家要被统治者接受,儒家要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仍然不能真正被统治者所接受,什么问题呢?就是儒家的操作问题。因为当初汉高祖刘邦的时候,他是非常看不起儒家的,为什么看不起儒家呢?他觉得儒家这些学者都是一些空谈家,就会说大道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这个汉高祖动不动就骂竖儒,老是骂儒家。

  那么汉高祖刘邦当年打天下的时候,有些儒家的知识分子去投靠他,汉高祖对这些儒家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很买账,不太高兴。而且汉高祖留下了一个历史污点,他把一个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在里头撒泡尿,然后又把帽子还给人家了,对儒生非常不尊重。那么后来有一个大臣叫叔孙通,叔孙通当年去投靠刘邦的时候,这个刘邦看他穿了一身儒的服装,刘邦很不高兴,叔孙通看出来了,所以叔孙通就回去了,换了一身衣服,换成短衣短袖,当时叫楚服,楚国的楚,刘邦看了以后就高兴了。有几次有儒生来投靠刘邦,那么刘邦往往先问问这些传达的人,这人什么样,服饰、打扮、神态什么样,这个传达人就说状儒,就是像儒的那个样子,刘邦就不见,刘邦对传话人,他就说,你回去跟他说,告诉这个来人,说我正在忙大事,现在没时间会见儒生,没时间跟儒打交道。所以这个反映出什么?刘邦对儒是很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儒(给)他的印象崇尚空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操作能力不强,没有什么操作能力,他有这么一种印象,这个印象呢,其实不光刘邦有,很多人都有。

  那么对儒家的这种看法,大家一直就没有变,是一贯的,都认为儒家不切实用,儒家的操作有问题,它不能把它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实际操作。实际上儒家内部一些人,也承认这一点。孔子的弟子子路就说过,“道之不行,已知知矣”。我儒家,我所提倡的道,所坚持的道,推行不下去,我知道,我自己心里明白。所以这个东西呢,看样子大家对这个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儒家思想也有一些看法,他认为儒家思想烦琐、儒家思想不切实用。他曾在《史记》中写到“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意思是说:儒家研究的诗、书、礼、乐、艺、春秋,这些六艺经传,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有时候人们学了几代,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这个司马迁在《史记》里头对说儒家烦琐,儒家不切实用。司马迁是这么说的“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就是儒这个东西,它讲的那些六艺,它讲那些古代的文献,讲这些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人们有时候学了几代,都不能把它的意思弄清楚,所以司马迁对儒家也有这样的批判。所以汉高祖刘邦当初不喜欢儒家,整个社会都对它有这种看法。包括后来窦太后,窦太后反对有为,她也反对儒家,她也说儒家烦琐,儒家不切实际。

  但是后来儒家自身也开始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调整完的,是长期的这么一个调整过程。在调整的过程中,儒家逐渐在改变自己,改变自己这个不好操作,脱离人们的实际生活,脱离实际工作,讲空洞的道理,它也在克服自己的这个缺点,不过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个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儒家发挥了一次作用,把儒家的一些想法,儒家的思想怎么样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运用了一次,不过这种运用呢,只是一些初步的运用。什么事呢?就是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当了皇帝以后,自己的精神地位并没有确立,自己的尊严并没有确立,他的那些老朋友怎么样,缺调少教,大家过去本来就素质非常低,都是一些地痞无赖,所以夺取了天下以后呢,这些无赖过去的这些陋习,坏习惯还没有改变,特别缺调少教,缺少教养,所以刘邦非常烦恼。

  这时候刘邦一个重要的大臣,叔孙通,他在旁边看到了,叔孙通他就是个儒家的学者,他看到了,所以他敏锐地感觉到现在儒家需要开始发挥作用了,儒家能够给他解决问题,前头咱们不是说吗?儒家不好操作,儒家解决不了具体的问题,尽空谈道理,那么叔孙通这个时候抓住了一个机会,他看到了什么呀?他看到这个问题,就是汉高祖刘邦的朝纲没有建立起来,礼仪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他的这种皇帝的尊严不能确立,不能树立这件事情,叔孙通觉得儒家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点作用,可以帮他解决。所以叔孙通就对汉高祖刘邦说,这件事由我来解决,我来给你调教,来给你训练这些粗人,这些大臣,这些将军。实际上他要给他调教这些小流氓,调教他们。那刘邦当然就答应了,就说既然你能解决,那你给我解决,就答应了。叔孙通就把他过去读的那些书,记载古代的礼仪,礼仪规范、礼仪制度的那些书都给拿出来了,还找来了他的很多学生,然后他们共同干嘛?按照古代的礼仪,这些礼仪规范来调教刘邦手下的这些大臣,这些将军,这些粗人。那么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该做什么样的动作,该怎么样说话,平常应该怎么样尊君,在君主面前应该行什么样的礼仪,你们彼此之间应该行什么样的礼仪,让他们讲文明,讲礼貌,懂得一些文明的东西。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教,叔孙通跟刘邦说调教可以了,怎么样,现在给你来演练一次,你来看一看怎么样,据说在一天早上,开始正式让这些大臣按照叔孙通和他的学生的调教来演练他们已经学会的这些礼仪。那么到那天呢,刘邦上朝了,来看看底下这些大臣,开始来演习这些礼仪。那么这些大臣一下变得非常规矩,非常讲礼貌,非常文明,迈着四方步入朝,入进来之后,见着皇帝应该怎么样下跪,应该说哪些恭敬的话,文明的话,他们的服装,那也都是非常符合标准的,符合要求的,所以这一个个表现得非常有教养,当时整个上朝这个气氛非常庄严,非常肃穆,给人的感觉非常文明,气氛非常好,所以经过这么一次演练,刘邦当时给美坏了,乐坏了,刘邦当时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严,那么这件事情应该说叔孙通怎么样,使得儒家在操作这方面小试牛刀,试了一把,使刘邦尝到了儒家的甜头,所以有的人在《汉书》里有这个记载,有的人说叔孙通是汉代儒家之宗。

  这个宗什么意思?我觉得如果儒家之宗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说是儒家进入操作,为统治者解决实际问题,实际地为统治者解决问题进行操作,他是一个开端,所以汉高祖刘邦特别高兴,从此知道儒家的优越性,知道儒家的优点,当时还重赏了叔孙通,那么叔孙通的学生也都受到了奖励,给官做,给了赏,所以这件事是儒家操作这方面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儒家在操作这方面当时还是不行,就是叔孙通虽然使儒家进入到操作,解决这些问题,但这种操作是非常浅的,浅层次的操作,这个深层次的操作还没有开始,而且即使是这种浅层次的操作,儒家也并不都是成功的。其实这个浅层次的操作,这种礼仪,这种表面的规范,这种浅层次的操作,在很多方面还是失败的。我举个例子,比如秦始皇的时候,人们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不喜欢儒家,其实开始秦始皇也并不是排斥儒家,在秦始皇的朝廷里头,还是有儒家的学者在那儿当臣的,他也用了儒家的人,比如淳于越,史书里记载,他当时在秦始皇面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治理天下,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发了言,他也有发言的权利,尽管秦始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是这反映出秦始皇的朝廷里头,也并不纯粹都是法家。

  再有秦始皇去祭祀泰山,那么祭祀泰山的时候呢,他也征求了当地那些儒生的意见,让他们来讨论讨论,应该怎么样祭祀?什么样的礼仪?什么样的规范?什么样的规定?实际上他向一些儒家学者做了咨询,可是不太成功。为什么不太成功,就是这些学者讨论来讨论去,提出的建议都不太实用,比较怪异,他们内部也争来争去,弄了半天也拿不出一套成型的方案,所以秦始皇一看这些人争来争去,他们自己的意见也不一致,而且他们的一些说法都特别怪异,所以秦始皇干脆就不用这些人了,秦始皇自己就上了泰山。就是说我并不是说不用你儒家的,我想用,让你给我解决个实际问题,就像那个叔孙通一样,你给我解决一些表层次的一些礼仪规范,一些表层次的问题,你给我解决呀,他又解决不了,所以就这个表层问题的解决,我们说叔孙通成功了,并不是儒家都成功,有很多人成功不了。

  汉武帝时期也发生这个事情,汉武帝要去祭泰山,那么祭泰山的时候,他也是找一些儒生,让他们给讨论讨论,看我应该怎么样祭祀?有哪些做法?有哪些行为,应该怎么做,结果这些儒生也是讨论了几天几夜,拿不不出一套方案来,最后汉武帝也是没办法,最后就不用他们了,汉武帝就自己制定方案,自己去了。

  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就是儒家虽然当时在操作有叔孙通成功的一方面,但总得来说,即使这些表层问题的解决,也还是不成功的,还是不行的。那么儒家我们说了,你要想得到统治者的重用,你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无法独尊儒术,统治者说我喜欢儒家,你操作不了,你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也不可能用你。所以儒家用世的问题,实际操作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在汉武帝朝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汉武帝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张汤。这个张汤非常能干,能够给皇帝解决很多问题,做成很多事情,也就是在实际操作这方面,张汤是很有两下子,所以汉武帝是比较喜欢他的,但是张汤受到周围大臣的攻击,咱们有时候说不做工作,可能没人批评,做工作反而(被)批评,做工作越多,批评越多,做工作越多,失误也越多,这个张汤可能难免是有这样那样的失误,那么攻击他的人很多,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对他的攻击是相当狠的,谁呢,就是汉武帝朝有一个大臣叫狄山,那么有一次冲突起来,当时讲到就是怎么样处理和匈奴的关系,张汤可能根据汉朝当时的实力,根据敌我双方的这种状况,根据当时的情况,汉朝发展的这么一种状况,张汤是主张军事上出击,打击匈奴。那么这个狄山呢,他是主张不要打击,他主张和亲,不要动兵。

  本来这个问题是你主张打击,我主张和亲,咱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来商量,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狄山由此来开始攻击张汤的人品,狄山说什么,张汤并不是真正忠于朝廷,并不忠于皇帝,你看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他攻击张汤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批评他解匈奴这个具体的问题了,开始攻击张汤人品的问题了,实际上要把张汤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彻底否定。那么汉武帝当时就问狄山,你说,张汤是什么人?狄山说,张汤是诈忠,诡诈的诈,欺诈的诈,忠实是忠的,他不是真正的忠于朝廷,他是诡诈,伪装的,汉武帝呢,听了以后,很不高兴。那么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儒家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你操作不行,操作不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你老批评人这个,批评人那个,你操作不行,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能够成为官方思想,官方怎么接受你,因为统治者接受这个东西,是要解决问题,要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儒家在这方面其实也在做一些探讨,它也并不是说光停留在理论,儒家在这方面,他们也不是没有探讨。早在孔子的时代,实际上孔子,包括孔子的学生,在这方面也都在做一些工作,孔子的很多学生在一些诸侯国怎么样,都做了官,他们在做官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怎么样,把从孔子那儿学的一些思想,儒家的思想运用到实际中去,不过它是怎么运用的,因为史书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少,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弄得不是很清楚,它怎么样运用,具体怎么样把儒家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不好说,那么在汉代,儒家它要取代法家,它要成为官方思想,它想在思想界,占有最高的地位,那它必须什么呀,必须得解决操作问题。

  在这方面,汉武帝之前和汉武帝时期,应该说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做了这方面的努力,而且可以说这方面的努力并不是一点成果没有,并不是说没有成果,还是有一定的成果的。张汤这个人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虽然人们说他诡诈,很多人骂他,觉得他道德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他是假的,说张汤这个人专门阿顺君主的意图,拍马屁,顺着君主的意图说他很奸诈,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儒家由理论进入到实际,儒家用世这方面,我们承认他还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人物。这个张汤人们说他是酷吏,说他应该属于法家的东西,酷吏嘛!用严酷的手段来镇压那些异己的力量,但是他跟其他的酷吏不太一样,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其他的酷吏就是杀,对那些异己的力量,对那些不利于朝廷的力量,对那些触犯法纪的人,就是杀,就是刑罚,就是关,非常严酷。

  张汤不那么简单,一方面他也镇压这些人,另一方面张汤他经常怎么样,跟一些儒生交接,这些儒生懂得很多儒家的经验,他跟这些儒生交往,然后把自己从事的一些工作,把自己的一些举措,把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和他从儒生那儿所得到的一些儒家经典的内容相互附会,然后向别人说明,说我这种做法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这种做法是符合儒家这个理论,符合儒家那个理论,和儒家是一致的,他有点像我们现在有的人说的包装,就是说我这么做了,做了之后呢,我再用儒家的东西来包装自己,做了一些包装,所以有的人对于张汤这种做法,大家非议,假的,诡诈。

  张汤个人的品格我们不管,他是不是诡诈,实际上很多人都诡诈,你也不能说儒家的这些人就不诡诈,其实诡诈是另一回事,很多人都诡诈,那么张汤的这种做法,我不说他的动机,我不说他的人品,那么这种做法我个人认为,对儒家由理论走向实际,对儒家进入操作应该说是有好处的。那么张汤他的很多做法可能是附会,不管他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不管他是什么意思,他也是一种附会,所以刚开始这个理论运用到实际,需要一个附会的阶段,然后在附会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地,一步步地深入,一步步地具体化,看看怎么样把理论运用到实际,所以我们说在儒家的理论进入到实际中去,进入到操作层次这一方面,应该说张汤是个重要的人物,需要一批人去附会,附会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那么此外,还有一些人,需要我们重视,他们在儒家由理论进入实际这方面应该说也做了一些工作。那么比如《汉书》里记载一个地方官叫儿宽,儿宽他一是个基层干部,在地方当干部,那么《汉书》里记载,他在做基层工作的时候,因为儿宽他也是儒家的学者,他学过尚书,然后他在做基层工作的时候呢,有意识地、自觉地把儒家的思想,运用到他的实际工作中去具体地操作。这个过去的儒家学者都是高高在上,更多的是高高在上,空谈理论,所以有时候他结合实际呢,结合得也比较空,是一些大政方针,那么过去很少有儒家的学者能够做具体的工作,具体的操作,在具体的工作中运用儒家的思想,那么儿宽在这方面,应该说做的比较出色,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他在地方到底怎么样具体的操作?怎么样把儒家的理论和老百姓具体的生活结合起来呢?这个史书的记载非常少,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著作,这是非常遗憾的。这个儿宽的工作经验非常重要,如果当时能够详细地把他当时具体怎么做的工作用文字保留下来,那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理论如何运用到实际,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这方面,肯定儿宽有贡献,遗憾的是他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少。

  比如说儿宽在当地从事基层工作的时候,他追求的是什么?要得人心,他不像其他的一些酷吏,其他的酷吏就知道镇压,就知道粗暴地对待底下的人,儿宽不是,他想办法得人心,老百姓兴修水利,帮着老百姓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所以在当地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处处体现出仁义、仁爱、和缓,让老百姓之间的关系都能非常和谐,老百姓和官府的关系和谐,所以儿宽在当地的威信非常高。由于他爱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关系处得非常好,处处体现出仁爱,深得人心,所以他的影响很大。

  据说是这样,他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对老百姓非常好,由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的税收工作没有完成,上级官府呢,它是有税收有指标的,那么儿宽由于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减轻民众的负担,所以他的税收工作没完成,没完成怎么样?没完成那就要惩罚,而且要把你调离这个地方,因为你工作没做好。据说当地的老百姓,一听说儿宽因为没有完成税收指标,要受到惩罚,听说儿宽要被调走,当地老百姓全都不干了,老百姓全都着急,结果老百姓纷纷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把自己家里的钱拿来缴税,都是自觉的,没有任何人强迫,大家希望要留下儿宽这样的好官,结果儿宽的税收由原来没有完成到第一,税收完成第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其它残酷暴力的手段,强迫的手段,没有,一切都是人们自觉完成的,都是老百姓自愿,老百姓情愿这个地方气氛非常和谐,非常好。所以这件事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别的地方老百姓,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让他缴税,拿鞭子抽他,去强迫,弄得这个关系非常紧张,而儿宽老百姓情愿,自觉自愿,而且这个关系处得非常好,基层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儿宽很快就被提拔上来了,所以儿宽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就是儒家在理论进入实际这方面,在具体的运用这方面是有进展的,儿宽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的董仲舒,董仲舒也是我们非常值得重视的,他是一个理论家,他为儒家独尊,为统治者接受儒家提出了很多理论。那么在儒家由理论进入操作这方面,由理论进入到实际工作这方面,董仲舒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空谈家,并不是一个纯粹光讲理论的,董仲舒看样子也是一个实干家,他也是做具体工作的。在《汉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关注的很多问题,你别看他一方面谈一些理论,谈一些儒家的理论,谈一些神的理论,谈一些抽象的理论;另一方面他非常关注老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董仲舒给皇帝上书一封,讲到老百姓种麦子的问题时,他说:“《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意思是说,《春秋》这部书中,除了麦禾之外,别的谷物不收录书中,连麦禾欠收都要写的书中,可见圣人最看重五谷中的麦与禾。

  比如在《汉书》里头记载,董仲舒给皇帝写信,讲到什么问题,讲到种麦子问题,当初关中地区老百姓都好种麦子,所以董仲舒专门讲了种麦子的重要,而且把他提出的那些抽象的理论和种麦子结合起来,你看这种麦子是老百姓太现实的问题了,太实际的问题了,所以董仲舒关注老百姓种麦子的问题,把他的那些阴阳五行和种麦子的问题相结合,董仲舒还讲到什么问题?讲到下孢子的问题,下孢子也是老百姓很关注的问题,一场孢子下来,老百姓算一场大的灾害,所以董仲舒还专门讲了孢子的问题,所以董仲舒不都是空谈理论,他也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董仲舒不光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且董仲舒还进行实际的操作,他也有实际操作。

  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大概是这样,甲和乙发生冲突了,两个人打架,这个乙呢,拿着刀子冲甲就刺过来了,结果这个甲的儿子看到了,拿着棍子就冲乙抡过来了,结果怎么样?没抡好,因为混乱嘛,混战中没抡好,一下抡上自己的父亲了,这个甲的儿子就算犯罪了,这个案子怎么判?那么按照当地的这些官员,他们往往头脑比较简单,那就是说你这个甲的儿子,你等于打了父亲了,这还得了,按照法律条文应该怎么判?判甲的儿子死刑,因为一棍子打了父亲,判死刑,这个死刑,当时叫枭首。把你脑袋砍下来,然后搁在笼子里头,挂在一个高的地方,让大家来看,你这是犯罪了。那么这个地方当时法官判这个案子呢,他完全是按照表面上,按照字面来判刑,因为表面说儿子打死了父亲,应该判什么罪,他这种判案的做法其实就是例行公事。其实这种做法就是法家的做法,我就看字面,字面上你只要违反了规定,我就来判你。

  那么这个案子送到董仲舒那儿去了,董仲舒可能要复审一下。那么董仲舒在判这个案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要按照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想法来判,所以董仲舒就重新判,他按照那部儒家经典来看。儒家有部经典是《春秋》,董仲舒是专门研究《春秋》的,那么他就按照《春秋》里头的一些记载,《春秋》里头的一些要求来判这个案子。那么《春秋》里头有这种记载,说儿子给父亲吃药,结果怎么样,父亲吃死了,那么父亲吃死,是不是儿子谋害父亲?是不是儿子应当惩罚父亲?不,儿子是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并不是为了害死父亲。那么按照《春秋》的这种记载,这个儿子拿起棍子来打乙方,他是打着父亲了,不过他当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救父亲,所以按照《春秋》儒家的这种说法叫“君子原于心,赦而不诛”。什么意思呢?君子原其心,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人的举措,要看他的动机,原其心,深入地探求他原来的动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为了救父亲,他给父亲吃药,他的动机是为了给父亲治病。那么这个人抡起棍子打乙方,他原本的动机是为了救父亲,他是出自好意,是出自孝顺,所以动机是好的,原本内心是好的,这样的人不能够杀他,不能够惩罚他,所以大概把这个儿子给放了,那么这种判案子,显然深得民心,你要是把这个儿子给杀了,不光这个甲,这个父亲他们家里的人肯定不愿意,他们肯定对官府不满,你官府这种做法太不合情理了。因为当时中国的基层,家族社会,大家特别讲人情、情理,所以董仲舒这种判罚是符合情理的,而这种判罚,董仲舒又依据儒家的经典,所以他这种做法就能使深入老百姓之心,深入民心,对儒家的普及,对儒家被社会所接受作用是非常大的。

  董仲舒还判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这样,说有一位父女,她的丈夫坐船出门,船上父女在,坐船怎么样?风高浪大,船翻了,丈夫没有了,失踪了,尸体也没看到,可能是死了,那很长时间了,后来这位妇女就回娘家了。回娘家长期找不到丈夫的尸首,所以这个妇女她的娘家的人就把这位妇女另外让她出嫁了,嫁给其他人了。那么这件事官府就要说话了,按照当时基层法官的说法,这个妇女,你的丈夫死没死还不知道,尸体也没找到,你竟敢另嫁他人,属于淫荡,你属于有淫心,要判罪,判什么罪?把她抓起来叫死罪,把你杀死,然后把你的尸首抬到集市上展览,让大家看。

  那么这么一个案子又到董仲舒那儿去了,那么董仲舒对这个案子另有一种判法,又是按儒家的思想来判。那么怎么按儒家思想来判呢?第一按照《春秋》的记载,这个妇女,她没有儿子,如果她有儿子的话,她就不能再另嫁他人了,不能再跟别人结婚了,她没有儿子了,丈夫失踪了,你是可以再嫁给其他人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妇女并不是她自己要嫁给他人,而是受父母之命,是父母让她嫁给别人的,她等于嫁给别人是服从了父母的命令,所以她这不是淫,而且是孝,因为她服从父母的命令,她是孝。所以妇女无罪释放。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也和合乎情理,应该说广大老百姓是能够接受的,从情理上,从内心人们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些案子的审理怎么样?非常有助于儒家进入基层社会,儒家被老百姓所接受,这些案子的审理,也是儒家与老百姓具体生活的一种结合。那我这里讲到张汤,讲到儿宽,讲到董仲舒,我想汉代类似这样运用儒家,具体的从实际工作中,运用儒家恐怕不只这三个,当时恐怕已经有很多人了,可能基层干部当中有很多,基层中层当中是有很多这样人,他们都分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就是儒家在具体运用这方面和实际工作实际生活相结合这方面,虽然不能说完全彻底地解决了,但是在汉代,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恐怕在这方面的解决有相当大的进展,所以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为官方思想,接受儒家,也和儒家能够进入到实际操作,进入到实际运用,进入到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解决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所以统治者能接受儒家,和这一点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好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儿。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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